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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奋中，尧明还是对这场战役的时机感到有点苦笑。蒋介石大概是听到了刘伯承、粟裕在西班牙扬威的消息，也想赶紧在中国显露显露，在国际友人面前博得好感。蒋一生之中，最注重观看国际动向，竭力讨好“国际友人”。这种政治投机，既是他成功的一大助力，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尧明做事情也喜欢雷厉风行。他立即决定到山西前线去与蒋介石相会。临行前，他向周恩来说明了斯大林对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放行的可能。周恩来脸色略变。然而他毕竟久经风浪，处变不惊。他立即准备赴莫斯科一行，由中国出面，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尧明想了想，顺便委托他购买一批苏联的T26轻坦克和BT－7快速坦克。根据尧明对原时空西班牙内战的分析，苏联的这两款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
杯酒释兵权
出于安全的考虑，隆美尔还是坚持先到山西太原，为尧明打前站。尧明在南京休息了数日。他一心一意地陪着宋依华，很低调地到一些风景名胜游览了一番。算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留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温柔回忆。
尧明这一路去山西很热闹。宋依华作为翻译自然要陪同。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也顺路，还带了他的秘书班子。宋美龄竟然也要求一路陪伴着，名义上是顺便去前线看老公，实际上是帮蒋介石，作尧明的公关。
从南京飞到太原只用了短短的数小时。宋美龄妙语如珠，说了很多中国的风俗人情。尧明是个中国人，自然知道她说的，不免有一些过于夸张。尧明总觉得，她未免把中国政界描述得太黑暗了，以显示蒋介石领导有方。她也把中国的现状描绘得过于混乱和衰弱。
宋美龄开始吹嘘她心目中的一些改变中国面貌的计划。这些计划其实都很肤浅。她看到的，主要是中国人的外表。由于穷困、战乱以及缺乏教育，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表现出脏、乱、差、弱、不文明、自私自利、钩心斗角等弱点。她的方案则是把肚子疼当皮肤痒处理，搞什么改变生活习惯的“新生活运动”。
在她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赢得外国的支持。为了赢得外国的支持，中国人必须注重外表包装。这种想法有一些女性心理，无非是打扮得漂亮一点，好钓一个“金龟婿”。尧明觉得很自然，一笑置之。若她能组织一些像“街道委员会”那样的老太太组织，搞一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也还是很有好处的。但听说她竟然要蒋介石把这种“新生活运动”当国策来抓，尧明就有点笑不出来了。
一路上，尧明让周恩来的秘书将阎锡山的履历，详细地向大家做了一番介绍。尧明也很想详细了解蒋介石的履历，但当着宋美龄的面，却不便打听。
阎锡山早期在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他于1905年10月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回国后，通过清朝的仕途，将山西新军实际至于同盟会的控制下。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发生后，阎锡山在同月29日于山西起义，成立军政府，被公推为都督。
后来，阎锡山又接受了革命家、清朝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邀请，共组燕晋联军起义。燕晋联军于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计划挥师北上推翻清廷。
袁世凯后来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失败后，阎锡山率部继续与清廷对抗，并南北进军，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
1912年2月2日，由于全国风起云涌般的革命起义，辛亥革命以清帝退位告胜利结束。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参加辛亥革命成为了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此后，阎锡山就开始了中国军阀惯用的见风使舵、保存实力的“山西不倒翁”的政治生涯。在政治上，阎锡山多次逆历史潮流而动。其中包括拥袁世凯称帝，竭力保护袁世凯，投靠段祺瑞，反对护法战争等等。但在私下，他又一直向孙中山暗通款曲，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在北方“保存革命实力”。
1916年，阎锡山通过玩弄权术，收拢了山西军政大权。在多次政治上站错队后，阎锡山接受教训，采用了所谓的“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等“中庸之道”的举措。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在这段时间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开始了一系列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革措施。推动了山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然而当介绍到阎锡山的一些具体的治国措施时，尧明不由得暗皱眉头。由于阎锡山的功绩，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所以他的很多治理措施，都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甚至作为典范，准备在全国推广。
阎锡山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女人不缠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设邻长、闾长、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
尧明皱眉头的是，阎锡山所用的，无非是恢复农村经济的一些具体举措。这种举措中，有当初明朝朱元璋韬光养晦，积蓄实力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的痕迹。军阀的特点是，他们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只是为了驱使人民为他们打江山。
于是尧明说道：“阎公整治山西省后，必将山西再次带入争夺中原的战争。”。此言一出，举座均现惊佩之色。
果然，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此后，阎锡山复出争锋，先参与了直奉战争，后又参与了北伐战争。这次他学得很乖巧，不当出头羊，而是在局势明朗后，加入了国民党的北伐军。由于投机得宜，他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相当于山西省、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平（北京）津（天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
然而，在北伐胜利后，孙中山、蒋介石一度期望收缴各路军阀的兵权，建立军队国有的制度，却被各路军阀指责为搞专制。最终，军阀们相互推诿，先祭出了唐生智倒蒋。又最终为推翻蒋介石，搞所谓的“清君侧”，导致了中原大战。孙中山性格温和，搞民主政治，军阀们只把他当一个精神领袖，随时祭奠着。至于他身边的第一号实权的总理宝座，则是军阀们问鼎之物。
1930年3月，原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月，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类似于自立为王形式的“就职”。阎在中国特色的“就职通电”（类似于封建时代的檄文）中，指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专横执政，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檄文中慷慨陈词，说阎锡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很有利。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
中原大战中，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河南）鲁（山东）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提供了条件。
听到这里，尧明又插言问道：“后来与李宗仁、白崇禧的蒋桂战争中，李宗仁、白崇禧也得到了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国这种军阀乱局中，是否有日本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阴谋呢？”
周恩来说道：“中国清朝的军官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是一个大派系。很多军阀头子出于这个派系。比如阎锡山曾经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东北军阀张作霖也曾经得到过日本的鼎力相助。日本特务对中国政治介入非常深，在中国各军阀内，确实挑起了不少争端。中国军阀大量购买日本武器，掏空国库，盘剥尽人民的血汗财产，却助长了日本的工业进步。”
由于蒋介石也曾经在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宋美龄不愿意深究这个话题，就嘻嘻一笑，说道，“人家说宋家的背后，还有美帝国主义呢。”，她还指着宋依华，笑道：“现在还多了一个德国帝国主义。”
尧明正色道：“美国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最多是资本输出，如果非得要冠上一个负面名词的话，可以叫经济入侵，甚至经济殖民主义。但若说得正面一点，也可以叫改革开放。这中间的差别，是政府能不能在吸收外资的时候，保证民族的尊严，保障人民的自由，保证国家的法制和经济秩序不受践踏，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保证一切商业活动都是互惠互益。”
宋美龄听完后，第一次收起了笑容，睁着大大的眼睛，开始沉思。宋依华则立即问道，“德国与中国的合作也是这种叫‘改革开放’的关系吗？”
尧明笑道：“资本家都是想赚钱的。但其中贪得无厌的，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多。德国政府是有长远眼光的，我们在确定合作政策的时候，将尽量保证其公平互益。我们也会通过法律，尽量约束我们的商人。不过我知道有些中国官员和商人，喜欢靠‘腐化’外国商人，来为自身谋取更多的利益。我希望中国政府好好地处理这种现象。我不希望出现到中国经商的德国人，回去都要与太太离婚的现象。”
尧明一不留神，把话说重了。宋依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苍白。其实她有个心结，就是希望自己是无牵无挂地爱尧明的。她总怕别人猜测她是为了某种利益，哪怕是国家利益。
“事情都是两面的。有些国家的奸商，也喜欢靠腐蚀我方的官员来谋取非法利益。”，周恩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