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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还把鲁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视为过激的批判。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法家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儒家文化对一般社会群众和社会改革者的“过激”行为。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镇压，清王朝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镇压，张勋、袁世凯对民主革命的反攻倒算，段祺瑞执政府对徒手请愿学生的枪杀，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人及无辜青年的屠杀，都是比鲁迅的“过激”言词“过激”千万倍的行为。所有这一切在中国都是受到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保护的。即使林纾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攻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站在政治立场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右派分子”的批判，都带有实际的“吃人”性质，为什么偏偏觉得鲁迅对儒法合流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反倒是“过激”的呢？在中国现代社会上，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鲁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意识的加强，是在“人”的基点上重建中国文化的需要。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辛亥革命之后，政治家有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学说，政治的权威同时具有了文化的权威的性质，儒家知识分子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回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的社会地位上。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重新把儒家文化从政治专制体制中剥离出来，强化了它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和知识分子人格修养的主题。但是，时代到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儒家文化也已经不具有现代的性质和先进的性质，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不是由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所体现的，倒是由像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体现的。孔子和孟子的人格魅力是在与政治统治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通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守自己思想立场的坚定性表现出来的。而在现代社会上，政治统治集团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旗帜，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些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儒家文化却依然与社会民众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没有血肉联系，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仍然使他们不可能脱离开对尊者的敬畏和对卑者的轻蔑，他们的道德已经不具有孔子、孟子那种社会道德的性质，充其量也只是道家文化那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修养。在他们的道德文章中，体现不出他们本人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没有表现出像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杂文中表现出的那种道德勇气和社会正义感来，因而也不可能在中国现代社会道德的建设中发挥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历史作用。而当儒家文化为了趋时而与现代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时候，儒家文化的特质也就被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同化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学说就没有了实质的意义和价值。当前活跃在人们口头的“儒商”就是儒家文化向现代资本主义献媚的产物，这不会提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声誉，只会败坏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纯洁性。儒家文化不是经商的文化，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这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优点。任何把儒家文化“现代化”的企图都只会扼杀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存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鲁迅是反儒的，我们不必为之掩饰，也不必为之曲解。但他的反儒不是反对孔子本人。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是不否认的。他赞同孟子对孔子的评价，承认孔子是他那个时代的圣人。孔子在他那个时代，独立地思考了世界，思考了人类和人类社会，思考了政治和政治治理方式，创办了中国的学校教育，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奋斗了一生，其历史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其思想家、教育家的品格是不容亵渎的。但他的学说后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更不适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新的感受和新的理解，鲁迅就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以自己的心灵重新感受社会和社会人生，重新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文化传统的不是现代的新儒家，而是鲁迅，而是像鲁迅这样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2000年8月1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山海经 北山经 北次三山》。引自《〈山海经〉校译》，袁珂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②《山海经 大荒北经》。同上，第286页。
③《山海经 海外西经》。同上，第191—192页。
④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⑤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⑥德莱登：《悲剧批评的基础》。
⑦马斯洛：《走向人本的心理学》。引自《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胡经之、张首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289—291页。
⑧鲍斯威尔：《约翰逊传》。引自《西方思想宝库》，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7页。
⑨《论语 季氏》。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9—300页。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69页。
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报任安书》。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参看鲁迅《南腔北调集 谈金圣叹》。
郁达夫：《沉沦》。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 半夏小集》。
读《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
廖四平 王滢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是王富仁先生的新著，该著从独特的视角阐述了鲁迅的深刻思想，凸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在时代浪潮冲击下进行痛苦的自我转型、抉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作者认为：鲁迅是特殊历史时期所塑造出来的特殊人物，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鲁迅并不绝对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又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中国古代没有一种文化是为鲁迅这样一个脱离开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准备的。他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背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他得独立地前行，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自己的路来。”
作为一个“特殊人物”，鲁迅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其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其思想深处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这些“因子”又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深重的疑惑；另一方面，他又对儒家思想残存着依恋，对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认同；同时，他还“偏激”、“过火”地反传统——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在鲁迅的身上彰显着。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王富仁看来，“他是一个醒着的人”，一个以良心作为双眼呐喊着的“守夜人”。鲁迅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出了问题，并“喊”了出来，而不是像其同时代中的某些人那样——心如明镜一般，嘴上却上了锁。
作为浸染了传统文化，又深受外国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鲁迅对人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思考、重估。他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人的个体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抹煞，于是，失望于他曾经相信的东西，因而认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对于这一点，王富仁在他的著作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并将鲁迅对儒家文化的背离归结为“在‘人’的基点上重建中国文化的需要”。
不过，要想全面、真正地认识鲁迅的“特殊性”，还得联系其小说。在王先生看来，“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鲁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再现了世外桃源、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大胆地暴露了自我，鲁迅则在其小说中对中国社会及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如果说强烈鲜明的主体性是鲁迅小说的第一个鲜明的特征，这种高度的社会严肃性则可以说是它的第二个鲜明特征。”鲁迅关注于“国民性”的疗救、改造，他想借“喊”出来的真实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促其反思、悔改。鲁迅的小说让其同时代的国人惊讶地发现了自我，发现了那濒于崩溃的社会的表层傲慢下的污秽，发现了身边一切的一切……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了先行者，成为了先知！据此，王先生进而把鲁迅的小说称作“启蒙小说”，并强调：“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丰富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缺少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但果真如此吗？难道悲剧精神、悲剧意识在中国真的就从来都没有获得到过一片生长的土壤吗？否！屈原的绝决便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不过，这种崇高的决断在儒道盛行的时代中，丧失殆尽。“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完全失掉了反抗的原生冲动，以至于面对侵略者，不少国人也逆来顺受。但鲁迅决不忍受，他要反抗，要以一身正气，以他奔涌的热情呐喊，唤起更多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狂人日记》彻底地撕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面纱，揭示了中国悲剧的特点及其嬗变——“中国几千年的悲剧，都是弱者被强者毁灭的悲剧，都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