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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鲁迅对道家人生哲学的批判，始终采取着一种委婉的讽刺和清醒的分析姿态，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道家文化与具有道家文化倾向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没有实际社会权力的地位上，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性和软弱性的表现，而不真正具有政治上的权力地位和文化上的话语霸权。在中国，具有政治上的权力地位和文化上的话语霸权的，是法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并且到了鲁迅那个时代，这二者早已混为一体，无法截然分开了。“王道”和“霸道”的交织，儒家与法家的融合，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儒家文化控制了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建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地位，而这种话语霸权是得到法家文化的政治专制制度的有力支持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产生，没有受到也不可能受到道家文化的正面狙击，而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化具有实际杀伤力的是在法家政治专制制度的支持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与法家政治专制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它的“集体”主义的性质。它是讲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是讲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是讲“集体”和“集体”的利益的。而在中国，所谓社会就是以皇帝为首的社会；所谓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实际就是专制帝王的利益。阿Q是不能代表国家的，闰土是不能代表社会的，孔乙己是不能代表集体的，他们的生生死死与整个社会的秩序、国家的安定、集体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再精密的国家地图也标示不出他们的位置。只有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合法的“公民”，他们的价值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生命才有必须尊重的理由。在中国传统的法家和儒家的文化观念中，只有专制帝王才能代表社会、国家和集体。正是因为儒家文化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集体”主义的性质，它才终于获得了中国政治统治集团的赏识和认可，孔子也才被历代帝王承认为圣人，并以自己的政治权力维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中国古代法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就在这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的大下，可以到帝王这里来当官，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不论儒家的知识分子自己有多少自私的考虑和多么狭窄的心灵，但他们的话语形式却都是极其“整体”的。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平天下”的事情，是帝王才需要考虑、需要处理的事情。
但是，到了鲁迅这里，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里，法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神圣性质才开始受到有力地质疑。鲁迅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鲁迅又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这个“不相干”，绝不是鲁迅为攻击传统儒家文化造作出来的理由，而是鲁迅这代知识分子的实际人生体验。在这时，不仅儒家文化已经无法满足现代青年的求知欲望，而且也与他们实际的人生经历没有了多大关系。他们不但已经离开了儒家后裔读书做官的人生阶梯，甚至也离开了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孔子、孟子的思想道路和人生道路。如前所述，孔子和孟子的时代，是知识分子刚刚产生而恰遇诸侯争霸的政治纷争的时代，政治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大的空间，知识分子也为政治统治者提供了政治治理的经验和方案，从而构成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统治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合作关系。这决定了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的基本人生道路和思想道路。为现实政权服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惟一一项神圣的社会使命，它体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中。他们是以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和思想导师（圣人）为己任的，是为作为专制帝王的谋士和助手设计自己的。但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已经不是维护现实政权的知识，甚至也不是当导师（圣人）的知识，而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知识，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求生存、求发展的知识。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而这知识技能则是服务于社会的。在这里，个人和社会融合在一起，与政治只有曲折的关系而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知识不需要政治统治者的赏识和认可，甚至可以脱离开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与社会发生联系。鲁迅的《狂人日记》不是写给政治帝王看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也不是为政治统治者提供的哲学思想。他们的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在社会上传播也在社会上独立发挥作用的文化。他们不是作为社会的领导者、社会的导师或政治帝王的幕僚被培养出来的，而是作为社会的改造者和建设者培养出来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不需要个人的政治权力，也不是为现实的政治权力服务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政治的权力已经不是一个被服务的对象，而是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手段。独立的是社会，而不是政治。政治是可以变的，政权是可以变的，掌握政权的人也是可以变的，惟有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前途，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不能轻视、不能抹煞的。他们不是作为社会的整体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能代表社会。社会没有一个代表，社会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组成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在这个社会上求生存、求发展，他们要在这个社会上获得生存和发展，就要有自己的义务和权利。这个权利和义务对于每一个公民都是相同的，他们所需要的权利就是社会上的一个“公民”所需要的权利。他们是站在一个社会“公民”的立场上感受、体验和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说，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与传统儒家法家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也与传统儒家法家的社会观念有了根本的不同。当他们带着这样的观念重新感受和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残酷性才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迄今为止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还乐意从儒家文化那种大而无当的“整体”视角上感受人生和思考人生，乐意作为社会的导师为中国社会设计一个整体的发展方案，所以，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还抱有多量的好感。岂不知任何一个整体的方案，都是以漠视大量个体公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做出的挣扎和努力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大量的知识分子已经落在没有政治权力直接保护的普通社会“公民”的地位上，而他们津津乐道的还是治国的方略、社会“整体”的需要，而他们却常常牺牲在自己为社会设计的整体发展方案中，正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牺牲在自己为政治帝王设计的治国方略中一样。（文字狱里杀掉的并不都是反对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把统治整个社会的绝对权力交给了帝王，帝王则用这种权力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是按照知识分子为社会设计的整体方案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成员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合力中发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出现整个地打乱了张之洞为中国社会设计的文化方案，孙中山的出现整个地打乱了康有为为中国社会设计的社会发展方案，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出现整个地打乱了孙中山为中国社会设计的建国方略，毛泽东的出现也整个地打乱了蒋介石为中国设计的发展方向和政治前途……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固定的导师、没有固定的领袖、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发展方案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和实践追求。对于一个已经落在了普通社会公民地位上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关心的是一个普通社会“公民”在社会上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这是他们自己的“命根子”，也是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命根子”。而只要从这样一个“公民”的立场上感受、体验和认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我们就不能不感到，中国传统的儒法合流后的儒家文化实际是一个吃人的文化。它的吃人性不是孔子开创儒家文化的动机和企图，但却是它成为政治统治文化之后的必然结果。它的吃人性是建立在不承认人的个体性、不承认人的独立性、不承认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权利之上的。它不是把人视为社会的“公民”，而是要求人必须成为社会的“顺民”，而这种“顺民”则是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顺从权力的人。所有臣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