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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卧底揭开华才职校骗局第33节 华才职校被迫退款（2）
针对华才职校以招生为名欺骗众多学员血汗钱的事，我不顾来自各方的压力，连续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此事的独家报道，在《南方都市报》的舆论监督及众多学员和部分家长的强烈要求下，9月10日，这家广州华才职校迫不得已，终于答应退学退款，前后有几十名名学员办理了退学手续，获得了部分退款。
从9月1日起，我连续多天披露华才职校的有关问题，并最终使有关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报纸在靠近华才职校不远的天河棠东的一个代销点，那几日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候尚未上市的《南方都市报》。由于每天的报纸一到就被人抢光，以致还有的学员特意乘车到市内的天河区售报点或到本报编辑部求购报纸。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下，该校第100期、101期和102期的6个月维修班的学员共10多人已获准退学，同时也得到了部分退款。临回家前，这些学员纷纷致电报社，感谢《南方都市报》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同时，那些满怀感激的学员纷纷给我写来了感谢信。
尽管还是有相当部分学员的退学要求被校方拒绝，但由于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主管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华才职校进行了大力整改，使得其他的还在校内学习的学员利益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学习条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不但每个宿舍里安上了电扇，学校每天还免费为学员提供开水，他们的伙食也得到了改善。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揭露华才职校骗局期间，我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力，经常有电话来威胁我。但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大的压力却是来自报社的内部。因为这家华才职校是一些很有来头的老干部为了搞创收与人合作办的，听说他们也赚了不少钱。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抓住一些人相信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的心理，大肆做一些夸大其辞的甚至是虚假的广告，就在他们做着发财梦的时候，没想到却被我这个多管闲事的小记者给坏了好事，于是不甘罢休的他们就四处活动，想方设法整我。
就在这个9月底，也就是中秋节前夕，几个创办华才职校的老干部手持列举了我的众多“罪状”的告状信，特意跑到南方日报社来告我的黑状，要我当面向校方赔礼道歉，被我严词拒绝。后来对方又几次三番地找到报社，要求处理我，同时扬言要将我告上法庭。而令我心寒的是，某位主管领导还真的想趁机处理我。因为当初我进入《南方都市报》时，这位领导根本就不同意，因为我平时不爱拍他的马屁。他总是挑我的毛病，说我只是一个退伍兵，根本没有任何学历，又没什么新闻采访经验，还老是给报社惹是生非。幸而，当时负责采访部工作的副主编朱德付设法保护了我。在校方告我黑状时，朱德付特意找我了解当时的有关采访情况，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和了解，他确信我是清白的，于是就设法顶了回去。朱对那位主管领导说：石野是我亲自招进来的，他的确没有高校文凭，也没什么新闻采访经验，但这小伙子有一般的年轻人所缺乏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就看好他。他现在已是成熟的记者了，每月的发稿量都排在前几名，他的许多报道社会反响相当好。他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朱德付的大力保护下，我终于保住了饭碗。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两年后，当身为副主编的朱德付突然被“调离”《南方都市报》后，我还是被某个视我为眼中钉的领导，以“采访祈福新村血案失实”为借口，终于将我“开”掉。当然，这是后话了。
尽管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我曾先后四次历经死里逃生，数次遭受到黑恶分子的威胁，遭人诬蔑和陷害，几次被迫走上法庭与采访对象展开诉讼之战，做过原告也做过被告，同时还被迫进行刑事自诉，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讲，这次暗访华才职校的经历，可以算得上是我这十年政法记者生涯中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此说来，华才职校的采访经历和事后遭受到的压力，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是富有纪念意义的。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34节 向黑恶势力“叫卖”人头！（1）
披露了广州华才职校有关骗局后，我又做过一系列社会反响较大的社会新闻，从而在人才济济的都市报立下了足。在《南方都市报》做政法记者期间，我曾采访过数起有关保安员违法乱纪事件，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反响的有：“猎德村治安员持枪铐人”、“猎德村治安员深夜破门查证”、“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事件”、“深圳保安员围攻巡警”、“深夜查房吓死打工妹”等。其中，我独家策划并深入采访的广州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伤无辜市民黎世冬的恶性事件，使我在羊城的新闻事业陡地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我采访其中黑幕时所遭受到的一系列的危险，更令我至今想起来毛骨悚然。
1997年12月9日凌晨2时许，在天河区梅花园红旗站综合市场附近一家“大家乐餐厅”的大排档门前，36岁的黎世东和工友李兴旺、谢景明吃完夜宵正准备结账时，忽然听到邻桌那伙围着吃火锅的七八人当中有人大喊老板快来给火锅加水，他们叫了几声不见人来，竟端起火锅扔到地上，接着又一脚将桌子掀翻，准备扬长而去。紧挨着他们桌子坐的黎世东身上被滚烫的油汤弄脏了，这个生性耿直的汉子当即忍不住嚷了一句：“你们身为治安员，吃了东西也不给钱……”话音刚落，两个身着迷彩服的正欲对老板发火的人立即冲上前来殴打黎，其余的人纷纷操起碗碟、椅子甚至小煤气罐等“武器”，围住三人一阵猛打。黎顾不得伤痛，赶紧向对方道歉并求饶道：“真对不起，都怪我说错了话，请不要打他们两个……”这伙人毫不理睬，在将李、谢二人打得跪在油汤四溢的地上后，又对黎一阵猛打。一个穿制服的用皮鞋踩着黎世东的颈部，另几人用碗、碟、椅狠击他的胸部、下身。四周围观的人见是当地的治安员在打人，没有一人敢上前劝止。
然后，这几个人又逼着浑身是血的黎世冬写下了一张带血的字据后，又当着围观者的面从黎身上掏出了一沓百元人民币，并从中抽出一叠说：“你砸坏了人家的东西，现在拿出500元赔偿损失！”但事后，黎却发现身上不见了1700多元现金，左手戴的一枚金戒指也不见了。餐厅的桌椅、碗碟也被砸得一片狼藉。
直到凌晨3时许，这伙人（其中两人着迷彩服，两人穿无警号警徽的制服，手中还拿着对讲机）才悻悻地开着一辆车牌号为粤A…26410、车头前印有“银河”字样的五十铃农用车，在围观者惊异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黎世东被送至附近的白云区医院后经抢救脱险，经诊断，其头部严重受伤，并伴有较严重的脑震荡，脑后几处有破裂伤口；胸肺严重挫伤，呼吸困难；门牙脱落4颗，无法饮食；睾丸严重挫伤、无法排尿；手足难动。李、谢二人也不同程度地受伤。
案发后，当事人单位即向天河光华街派出所报案，但一直没有一个答案。
12月17日，当我和摄影记者黄皓及《新闻人物报》记者刘华来到白云区医院采访了伤者黎世东后。次日下午，我和刘华又来到事发现场，采访当时的有关目击者。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一听说是采访治安员打人之事，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四处躲藏，有的人还好心的劝告记者最好不要再问这件事。
当天下午4时45分，我和刘华前往银河村治保会了解治安员打人事件时，一位胖胖的中年人站在治保会门前大声地阻挡记者上前，并耀武扬威地说：“我们治安队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打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不接受采访！”另一位闻讯赶来的青年人也说：“打架是很正常的，不能都说治安队员不对。”
当我们问及有关车牌号码是否治保会车辆时，对方摇头不语，那中年人说：“不要在这里再啰嗦了，有本事你们尽管查去！”
第二天下午，我和刘华又特意来到事发地的光华镇派出所采访有关此案的处理情况。直等到晚上6时许，我们才获准进入。一位姓曾的民警得知记者来意后说：“这件事我们已查清楚了，但具体情况我们得经过上面有关部门的同意，才能公开。”随同前往了解案情的受伤者黎世东的两位领导忙说：“我们报案已经好几天了，现在特意过来了解有关情况。”但此警官支吾着不说话。
过了一会，旁边一位年轻干警说：“治安员打人是不对的。此事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妥善地协商处理好。”黎的上司表示同意，同时要求派出所让对方过来共同协商赔偿事宜。谁知，正在此时，一名40余岁的中年民警（未佩戴警号）突然气势汹汹地冲记者喝道：“你们这是没事找事干！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办公！”
这位警察还明目张胆地说：“我们才不怕你们向公安部门反映，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了算！”说罢，恶言粗语地将记者一行拒之门外。
经过几天的艰难采访后，1997年12月17日，我在《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以近一整版的篇幅，以总标题为《吃霸王饭 打无辜人》，小标题分别为《目击者：不要问这件事》、《治保会：我们不接受采访》、《派出所：三种态度》，以公正、客观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地披露了12月9日凌晨这起恶性事件；同时，我还披露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后，有关主管部门冷漠甚至是蛮横无理的态度，以及受害人黎世东上告无门的情况。在报道显著位置，特意配发了一幅黄皓所拍的大照片，上面被打重伤的受害人黎世东躺在病床上依赖妻子喂食的镜头。
报纸上市后，在羊城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无良保安的恶行激起了读者们的公愤。众多读者强烈指责治安员的暴行，并呼吁有关部门应依法严惩。从当天上午开始，众多读者或致电、或传真、或亲临报社，强烈指责治安员的暴行，并呼吁有关部门应依法严惩违法乱纪的治安员。这天，我和编辑部同仁先后接听了一百多位热心读者打来的电话，收到多份传真，并接待了多位来访读者。
读者们除了用电话和传真等方式对无良保安的恶行表示痛恨，对记者表示声援外，更有众多读者从不同的地方向我发出了一封封的来信，我先后收到各地读者来信达一百封。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35节 向黑恶势力“叫卖”人头！（2）
1997年12月26日，沙河街保安员颜学东先后两次给我和报社来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看到记者石野以实事求是、公正、不怕种种威胁，连续报道了银河村治安员殴打无辜者事件后很受感动，石野记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1997年12月22日，佛山市几家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写来了一封联名信，他们写道：正义的人们实在不愿看到这些恶人逍遥法外。我们希望黎世东向法院起诉，我们将联合全省律师为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