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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的相关对象是罪犯，而教养机构的相关对象是另一种人，即过失犯。这是一种反常类型的传记单位、危险分子。虽然监狱给法律规定的剥夺自由的拘押增添了教养因素，但这种教养因素也产生了在被法律治罪的人与执行这种法律的人之间溜掉的第三种角色。在被打上烙印、肢解、焚烧和消灭的受刑罪犯肉体消失的历史转换点上，出现了囚犯的肉体。这种囚犯具有“过失犯”的个性，罪犯的渺小灵魂。惩罚机构把他们制造成惩罚权力的作用点，教养科学的对象。有一种说法认为，监狱制造了过失犯。它的确几乎总是把那些被送到它那里的人重新送到了法庭上。但是，它也是在下述意义上制造了他们，即它把非物质现实的过失性状引入了法律和犯罪、法官和罪犯、被定罪者和别子手之间的运作，用非物质现实的过失性状把上述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使他们陷入同一圈套。
教养技术和过失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孪生兄弟。实际上，并不是某种科学理性对过失犯的发现使精致的教养技术进入我们古老的监狱，也不是教养方法的自我改进最终揭示了抽象刻板的法律所不能感知的过失性状的“客观”存在。它们是一起出现的，是相互衍生的，是一种技术组合。这种技术组合塑造和打碎它施展手段的对象。这种过失性状是在司法机构的基础中，在“低贱工作”（basseoevres）中形成的。司法对这些任务不以正眼相待，它判定罪人，却以惩罚工作为耻辱。而现在，这种过失犯罪开始纠缠平静的法庭和庄严的法律。当法庭通过判决时，必须了解、评估、测量、判断和处置这种过失性。现在，在修改法典时，必须考虑这种过失性状、这种反常、这种离轨、这种潜在危险、这种病态、这种存在形式。过失性状是监狱对司法的报复。这种报复极其可怕，使法官哑口无言。正是在这一点上，犯罪学家站出来说话了。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监狱这个集中了一切纪律的严厉角色，并不是18和19世纪之交所确定的刑法制度的一个内生因素。关于一个惩戒社会和一个维持了“意识形态”法典（贝卡里亚式和边沁式法典）的一般惩罚符号一技术的主题本身并没有导致监狱的普遍使用。这种监狱另有起源——它起源于一种规训权力所特有的机制。现在，尽管有这种异源性，监狱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在整个现代刑事司法中扩散开。过失犯罪和过失犯已经变成遍布这种司法的寄生物。人们应该探求监狱的这种可怕“功效”的原因。但是，从一开始就应指出一点：18世纪改革者们所规定的刑事司法在使罪犯客体化时是沿着两条可能的但又相互背离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把罪犯确定为一系列置身于社会契约之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怪物”。第二条是把罪犯确定为能够通过惩罚而获得新生的司法主体。现在，“过失犯”的概念使得人们可以把这两种路线结合起来，根据医学、心理学或犯罪学，构建这样一种人，即违法的犯罪者与某种科学技术的对象几乎完全重合的人。监狱对刑罚制度的支配不会导致某种激烈的抵制性反应，这种情况无疑是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制造过失性状时，监狱给予刑事司法一个完整单一的、被“科学”所证实的对象领域，从而使刑事司法能够在一个一般的“真理”范围内运作。
监狱这个司法机构中最隐晦的区域是这样一种地方，在它那里，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地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做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入知识的话语中。因此，司法会很容易地接纳一个并非自己思想产物的监狱，也就不难理解了。司法当然应该对监狱给予这种承认。
《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第四部分 监狱 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从法律观点看，拘留应该仅仅是剥夺自由。但是，履行这项职能的监禁却总是包含着一种技术性规划。从公开处决（具有壮观的仪式，其技术与制造痛苦的仪式混合在一起）到监狱刑罚（被沉重的建筑物所埋藏，被管理机构的机密性所掩盖）的转变并不是向一种无差别的、抽象的、混合的刑罚的转变，而是从一种惩罚艺术向另一种毫不逊色的精巧的惩罚艺术的转变。这是一种技术变化。从这种转变中产生了一种症状，一种象征，即1837年警务马车取代了铁链囚犯队。
铁链囚犯队的传统起源于划船苦役，在七月王朝时期依然存在。在19世纪初它似乎具有一种展示的意义。这可能是由于它能把两种惩罚形式结合在一种现象中，即它是一种把拘留展示为酷刑仪式的方式。（福歇（Faucher指出，“尤其是在断头台几乎完全被废除以后”，铁链囚犯队是一种公开展示。）1836年夏天，“最后一批铁链囚犯队”在法国穿行。关于这批人及关于铁链囚犯队的弊病的报道，使我们能够重新发现这种与“教养科学”准则大相径庭的运作。它开始于一种断头台仪式：在比塞特（Bio6tre）监狱的院子里钉铁项圈和铁链。犯人的脖颈被向后扳在一块砧板上。这时刑吏的技巧就在于用力打击而又不打破头部。这是一种颠倒过来的、知道如何不给人以致命打击的技巧。“比塞特的院子展示着酷刑工具：若干带有铁项圈的长链条。狱吏（artoupans）们临时充当铁匠，安置好砧板和斧头。那些将被钉上项圈的头颅被固定在沿墙小径的铁栅周围，或凄凉悲哀或英勇无畏，表情不一。再往上看，在监狱的每一层，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囚室栅栏伸出的腿和手臂，让人想起一个人肉市场。这些犯人头一天曾帮助他们同伴梳妆打扮，现在这些同伴完全是受难的姿态。他们坐在地上，两两一组背靠着背。八镑重的铁链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膝盖上。铁匠测量他们头部的尺寸，改制一英寸厚的项圈。钉一个铁项圈需要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扶住砧板，第二个人举着铁项圈的两半，并伸出两臂保护犯人的头部，第三个人用大斧不断地敲打，打平锁栓。每一下敲打都使头部和身体震动。……的确，没有人去想，如果斧子砍歪，犯人会遭遇什么危险。当人们在这种对卑贱处境中的同胞的鄙视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恐怖时，那种想法也就被抵消了。”门’这种运作还有公开展示的方面。根据《判决公报》的报道，1836年7月19日，有十万以上的人观看铁链囚犯队离开巴黎：“从田舍花园到玛尔第格拉斯……”，有权有势的人都站在远处观看这个被铁链挂在一起的大游牧部落通过。后者属于另一种人，属于“有权进入苦役船和监狱的种族”。下层阶级观众像出席公开处决的场面一样，与犯人进行着多重意义的交流，变换着进行凌辱、威胁、鼓励和攻击，时而表示愤恨，时而表示同情。某种激烈的情绪伴随着整个游街过程，有时是反对司法过于严峻，有时是抗议司法过于宽大。人们高声痛骂所痛恨的罪犯，但又对所认识的犯人发出同情的喝彩。人们与警察不时地发生冲突：“在从枫丹白露栅栏开始的整个行进过程中，一群激愤的观众大声辱骂德拉科隆回。他们高呼：打倒这个牧师，打倒这个可恶的人，他罪该万死。要不是市政警卫采取坚定而有力的措施，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骚乱。在沃吉拉尔，妇女的情绪最为激愤。她们高呼：打倒可恶的牧师，打倒残忍的德拉科隆回！蒙特鲁日和沃吉拉尔的警长以及几位区长和副区长因试图维护法庭判决而受到严厉指责。在快要到伊西时，弗朗索瓦认出了阿拉尔和队伍中的官员，把木碗掷向他们。这使人想起该犯的某些同伙的家人就住在艾佛利。因此，警官马上沿路散开，紧紧跟随囚车。那些巴黎帮的歹徒纷纷向警察头上掷木碗，有些警察被击中。这时人群里产生强烈的反应，开始彼此殴斗。”（《判决公报》，1836年7月20日）。从比塞特到塞夫勒，当铁链囚犯队经过时，许多人家被抢劫（《法朗吉》，1836年8月1日）。
在这个送别犯人的节日中，有驱赶替罪羊仪式的某种因素，有愚人节的某种因素（只是角色颠倒过来），有旧式断头台仪式的某种因素（真相应该大白于天下），还有那些民众场面的因素（著名的角色或传统的榜样受到承认）：真相与丑恶大表演，牛鬼蛇神大游街，既有对露出本来面目的罪人的辱骂，又有对罪行的喝彩。人们力图重新发现曾荣耀一时的罪犯的面目。招贴传单提醒人们回想起眼前通过的这些人的罪行。报纸提供这些人的名单，介绍他们的生平，有时还描述他们的外貌或服装，使人们能够辨认他们。这就像是演出节目单。’2’民众还要仔细考察不同的罪犯类型，试着根据容貌或服装来判断犯人的“职业”，分辨他是凶犯还是窃贼。这是一种化装舞会和提线木偶游戏。对于更有教养的人来说，这还提供了犯罪人种研究的经验材料。从使用支架眼镜到运用加尔（GAll）”的颅相学，不同的人按各自的意愿运用着各种犯罪符号学：“不同人的相貌同衣服一样五花八门：这是一个庄严高贵的头颅，一张牟利罗（MOrillO）”笔下的面孔；那是一幅邪恶的面孔，眉毛浓重突出，显示了这个强悍恶棍的精力。……那边一个顽童般的身体上有一个教唆犯的头颅。这边是一些圆滑阴柔的同谋犯，那边是目光呆滞，放荡堕落的教师面孔。”’对犯人也对这种游戏做出回应，展示表演他们的罪行和不端行为。在这里，纹身的一种功能就是使人对他们的行为或命运一目了然：“他们佩带着罪犯的标记，或者是纹在左臂上的断头台，或者是纹在前胸的一把插入正在消血的心脏的匕首。”当他们通过人群时，他们表演自己的犯罪场景，嘲笑法官或警察，吹嘘尚未被发现的劣迹。拉塞奈尔（I－ace－nair，）的前同谋犯弗朗索瓦说，他发明了一种杀人方法，可以使人来不及喊叫，而且不溅一滴血。这个宏大的流动的罪行展览会有自己的杂技演员和哑剧演员。它以对真相的喜剧性证实来回答好奇心与辱骂。在1836年夏天，这一系列场面发生在德拉科隆日周围。他把怀孕的情妇大卸八块。因为他是哪币，这就使他的罪行更为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他是牧师，使他免上断头台。看来，他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愤慨。早在1836年6月他被用车送到巴黎时，他就受到人身凌辱，使他不禁痛哭流涕。但是，他曾表示希望不要用封闭的车来装载他，因为他认为凌辱是他应得的一部分惩罚。当他离开巴黎时，“入们简直无法想像人群对这个人所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