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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人来说，荣辱皆备于一身，不过是以一种相反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或许，我们在考察这种围绕着少数典型形象历‘繁衍出来的犯罪文献时，既不应把它们看成一种自发的“民心表现”，也不应把它们看成来自上面的宣传和教化计划。它们是对待刑罚实践的两种介入方式的汇合点，是围绕着犯罪、惩罚和关于犯罪的记忆的战场。这些报道之所以被允许刊印和流传，那是因为希望它们能具有一种思想控制的效果。这些历书、传单的印刷和散发原则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这些关于常人历史的真实故事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它们之所以成为下层阶级基本读物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民众在这些故事中不仅发现了往事，而且找到了先例。这种“好奇心”也是一种政治兴趣。因此，这些文本可以被当作双关话语来读解，不论是它们所叙述的事实，还是它们赋予这些事实的效果，或是它们赋予那些“杰出的”罪犯的荣耀，更无须说它们所使用的词句，都是如此。（人们应该研究诸如《关于吉莱里及其同伙的生平、大劫案和骗局及悲惨下场的历史》。）这种记述中所使用的“不幸”、“可增”之类的概念以及“著名的”、“令人痛心的”之类的形容词。）
或许，我们应该将这类文献与“断头台周围的骚动”加以比较。在后者中，宣判权力通过罪犯的受刑肉体与民众相冲突，民众不仅是处决的目击者、参与者，而且可能是间接的受害者。在一次不能充分体现力图仪式化的权力关系的仪式后，会出现一大批继续这种冲突的话语。罪犯死后的罪状公告既肯定了司法正义，也提高了罪犯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刑法制度的改革者们急切要求查禁警世宣传品的原因了’。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关于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当民间非法活动的政治功能变化后，这些警世宣传品失去意义的原因。
当新的犯罪文学发展起来后，它们就消失了。在新的文学中犯罪受到赞美。犯罪文学的发展，是因为它们是～种艺术，因为它们完全是特殊性质的作品，因为它们揭露了强者和权势者的狰狞面目，因为邪恶也成为另一种特权方式。从冒险故事到德·昆西（dekuncey）”，从《奥特兰托城堡》（Castleofot。nto）——到波德莱尔（Baudelaire），有一系列关于犯罪的艺术改写。这也是用受欢迎的形式来占有犯罪。表面上，这是对犯罪的美与崇高的发现。而实际上，这是在肯定，崇高者也有犯罪权利，犯罪甚至成为真正崇高者的独占特权。重大的谋杀不属于那些偷鸡摸狗之流。自加博里欧（Gaboriau）“以来，犯罪文学也追随着这第一次变化：这种文学所表现的罪犯狡诈、机警、诡计多端，因而不留痕迹，不引人怀疑；而凶手与侦探二者之间的纯粹斗智则构成冲突的基本形式。关于罪犯生活与罪行的记述、关于罪犯承认罪行及处决的酷刑的细致描述已经时过境迁，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的兴趣已经从展示事实和公开仔悔转移到逐步破案的过程，从处决转移到侦察，从体力较量转移到罪犯与侦察员之间的斗智。由于一种犯罪文学的诞生，不仅那种警世宣传品消失了，而且那种山林盗匪的光荣及其经受酷刑和处决的磨难而变成英雄的荣耀也随之消失了。此时，普通人已不可能成为复杂案情的主角。在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中，不再有民间英雄，也不再有盛大的处决场面。罪犯当然是邪恶之徒，但也是才智出众之人。虽然他受到惩罚，但他不必受苦。犯罪文学把以罪犯为中心的奇观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身上。与此同时，报纸承担起详细描述日常犯罪和惩罚的毫无光彩的细节的任务。分裂完成了，民众被剥夺了往昔因犯罪而产生的自豪，重大凶杀案变成了举止高雅者不动声色的游戏。
《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第二部分 惩罚 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刑罚应有章可循，依罪量刑，死刑只应用于杀人犯，违反人道的酷刑应予废除。”这是1789年掌更大臣对关于酷刑和处决的请愿书中的普遍立场的概括（见Seligman以及Des
一如rdn，13一20）。在18世纪后半期，对公开处决的抗议愈益增多。这种抗议出自哲学家和法律学家，律师和法官，立法议员以及民间请愿书。与此不同的惩罚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君主与犯人之间的实力较量应该终止了，君主的报复与民众被遏止的愤怒通过受刑者与刽子手的中介而展开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应该结束了。公开处决很快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了。就权力方面而言，公开处决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PetiondeVileneuve，641），因此它在颠覆权力。就受刑者方面而言，受刑者虽然已陷于绝望，但依然被指望能够赞美“显然已经抛弃他的苍天及其法官”（Boucherd’Argis，1781，125），因此，公开处决是十分可耻的。无论如何，因为它为国王暴力与民众暴力之间的较量提供了一个舞台，所以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君主权力在这种残暴竞赛中似乎没有看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它本身发出的，总有一天得由它自己来应付。它似乎已经习惯于“看着鲜血流淌”，而民众很快就会学会“血债只能用血来还”（I．ach6ze）。在这些成为许多相反力量的介入对象的仪式中，人们可以看到，武装的司法淫威与受威胁的民众的愤怒是相互交织的。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nhdeMaistre）”认为这种联系包含着专制权力的基本机制之一：刽子手是君主与民众之间的齿轮，他所执行的死刑和在沼泽地修建圣彼得堡的农奴因瘟疫造成的死亡别无二致，这是一种普遍原则。死亡若出于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成为运用于一切人的法律，而每一个被消灭的肉体则成为国家的砖石。在此几乎谈不到有什么被害的无辜者。相反，18世纪的改革者认为，在这种危险的仪式化的暴力中，双方都超出了正当行使权力的范围。在他们看来，暴政面对着叛乱，二者互为因果。这是一种双重的危险。因此，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只应该给予惩罚。
排除酷刑的惩罚，这种要求最先被提出来，因为它是出自内心的或者说是出于义愤的呼喊。即使是在惩罚最卑劣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该受到尊重的，亦即他的“人性”。在19世纪，这个在罪犯身上发现的“人”将成为刑法干预的目标，改造的对象以及一系列“犯罪科学”和奇特的“教养”实践的领域。但是，在启蒙时代，将人与野蛮的公开处决对立起来，并不是实证知识的主题，而是一种法律限制，是惩罚权力的合法性界限。这里所说的不是为了改造人而必须实现的目标，而是为了尊重人而应该不加触动的东西。“不要动我”（Nonmetansere）”。这标志着君主报复的终结。改革者所确立的、用以反对断头台的专制的“人”也变成了一种“人的尺度”（manmeasure），但不是衡量万物的，而是衡量权力的。”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这种人的尺度是如何用来反对传统的惩罚实践呢？它是如何成为改革运动的重要道德证明呢？为什么人们会对酷刑怀有普遍的恐怖和强烈要求惩罚应该“人道”？换言之，在所有主张更仁慈的刑法制度的要求中，包含两个因素——“尺度”和“人道”，而这两个因素是如何结合在统一的战略中呢？这些因素十分必要但又十分不确定，既与以前一样搅动人心，又结合成同样暧昧的关系，因此，今天只要提出关于惩罚体制的问题，人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看来，18世纪的人揭示了这种体制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提出了一个基本法则，即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但没有对这一原则规定明确的含义。这一法则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们必须描述这种扑朔迷离的“仁慈”的起源和早期状况。
人们对“伟大的改革者”怀有敬意。他们是贝卡里亚（Heccarla）、塞尔万（Servan）迪帕蒂（Dupaty）、拉克雷东尔（I．acretelle）、杜波尔（Duport）”、帕斯托雷（Pastoret）、塔尔热（Target）、帕尔加斯（Bergasse）、“陈情书”的作者以及制宪议会。他们将这种仁慈强加给法律机构，强加给18世纪末依然振振有词地反对这种仁慈的“古典”理论家（参见穆雅尔·德·沃格朗（MuyartdeVouglans〕反对贝卡里亚的论点（Muyart，176C）。
但是，我们应该将这一改革置于历史学家最近通过研究司法档案所发现的那种历史过程中：18世纪刑罚的放宽过程。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双重运动。在这一时期，犯罪的暴烈程度似乎减弱了，惩罚也相应地不那么激烈，但这是以更多的干预为代价的。人们注意到，实际上，从17世纪末，凶杀案以及一般的人身侵犯大幅度减少；对财产的侵犯似乎超过了暴力犯罪；偷窃和诈骗似乎超过了凶杀和斗殴；最贫困阶级的广泛而频繁的偶尔过失被有限但“熟练”的犯罪所取代；17世纪的罪犯是“历经苦难的人，因饥寒交迫而容易冲动的季节性罪犯”，18世纪的罪犯则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诡计多端”的罪犯（Chaunu，1962，236及1966，107一108）。最后一点是，犯罪的内部组织发生了变化。大型犯罪集团山、股的武装劫匪，袭击税务人员的走私集团、呼啸于乡间的遣散士兵或逃兵集团）趋向于解体。由于受到更有效的追捕，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被迫以更小的团体为单位，往往不超过五六个人，进行更鬼鬼祟祟的活动，更少地使用武力，尽量不冒流血的风险：“由于大的匪帮受到强力的摧毁或由于组织分裂，……这就给个人或很少超过四人的抢劫和偷盗小集团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留下了自由天地”。犯罪的普遍潮流从攻击人身转移到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攫取财物，从“群众性犯罪”转向“边际犯罪”（marginalcrlmlna－lity），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专业人员的禁地。看起来，似乎有一种逐渐下降的趋势——“人际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减弱，……
对暴力冲动的控制在加强”，而且似乎非法活动本身就放松了对人身的占有，转向其他目标。早在惩罚变得不那么严峻以前，犯罪就变得没有那么暴烈了。但是，这种变化不可能独立于若干基本的历史进程。正如肖努（P．Chaunu）指出的，第一种进程是经济压力的变化，生活水准的普遍提升，人口的膨胀，财富和私有财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安全的需求”（Chaunu，1971，56）。其次，通观18世纪，人们会看到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严峻了。在英国，19世纪初的223种死罪中，有156种是在前一百年内增添的（Buxton，XXXIX）。在法国，自17世纪起，关于流浪罪的立法修订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严峻了、执法更严密了，对以往许多从宽处理的小过失都严加追究。“在18世纪，法律对于偷窃变得更加冷峻、沉重和严酷，因为偷窃发生得愈益频繁，所以此时的法律以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