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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变成了一次为时一天的工作会议。此前我只经历过一次由全国所有分局主管探员参加的会议——那就是在十个月前由格雷召集的同样类型的会议。
三小时费尔特（5）
当然，报界也获悉了此次会议召开的消息，并报道说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拉克尔肖斯大加贬低，并在琢磨如何将他赶出联邦调查局。但是事实上当天我们根本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
我和拉克尔肖斯随后一次令人不快的争执与埃尔斯伯格一案有关。我们已然获悉，约翰·埃利希曼曾经密会在洛杉矶负责审理埃尔斯伯格一案的联邦法官马特·伯恩，并不恰当地与马特讨论了提名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可能性。他们两人的此次会面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并将对庭审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导致推翻上诉法院的有关判决。不久，在法院休庭期间，《华盛顿邮报》撰文声称白宫的“水管工们”曾经对埃尔斯伯格的电话实施电话窃听，这一报道促使伯恩法官要求政府提供证明，表明起诉埃尔斯伯格的有关证据没有遭到恶意的歪曲和篡改。
拉克尔肖斯立即下令开始进行调查。《华盛顿邮报》所提及的电话窃听问题显然与基辛格的电话窃听一事有关，而后者则是根据白宫的指令实行的。埃尔斯伯格肯定曾被告知此事，毕竟，司法部长和司法部对该案的情况很清楚，并且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不管怎样，我们及时地向拉克尔肖斯报告了有关事实，包括被沙利文藏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些录音带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其原因又是什么，这些录音带又是如何通过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转交给白宫并就此杳无音信的。此外，我们还告诉他，埃尔斯伯格的电话从来没有被窃听过。
我们进一步向拉克尔肖斯报告说，埃尔斯伯格曾在莫顿·霍尔珀林家做客，由于霍尔珀林被怀疑泄漏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密而被窃听，因此当埃尔斯伯格在使用他家的电话时，他的对话曾经被无意中窃听到。但是埃尔斯伯格被记录下来的谈话内容却与窃取和公布五角大楼文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每隔一小时就向拉克尔肖斯提交有关的调查报告，而且我们认为他应该会立刻将这些报告转交给司法部长和伯恩法官，以表明联邦调查局对此事所做出的迅速反应和良好诚信——并打消人们对这些数据对埃尔斯伯格带有偏见的疑虑。
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拉克尔肖斯却只是将这些报告堆在他的办公桌上。终于在五天之后，他向司法部和伯恩法官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开篇这样写道：
在我刚刚担任代理局长几天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报界所声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对身份不明的新闻记者实施窃听一事上。我被告知，经过对联邦调查局记录的检查，我们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曾实施电话窃听的证据。不管怎样，在1973年5月4日，我已下令开始展开调查，通过约谈现任和退休的联邦调查局职员以便确认，如果可能的话，是否曾进行过电话窃听。
这一完全误导性的备忘录使得联邦调查局所有探员坚信，他们完全有理由对拉克尔肖斯的动机做出最糟糕的判断。这份备忘录暗示联邦调查局在隐瞒信息，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而且，这把“干净的扫帚”正在试图将公众对窃听事件的指责导向联邦调查局，以此掩饰那些重要的总统助理所实施的勾当——他们正因埃尔斯伯格一案的审理而感到窘迫不安——这完全是一场拙劣的政治操作。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一把“干净的扫帚”，以便从最高领导层开始清扫。
不久，白宫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一份详细说明，列举出在以往各届政府期间联邦调查局曾实施过的窃听行动。对于这一问题，我与拉克尔肖斯之间爆发了一场最为激烈的争执。首先，我们被要求提供一份清单，上面须列出在1941年以来联邦调查局每年所采取的窃听行动的数量。我向拉克尔肖斯解释说，我们从来没有保留过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我们保留有每一个被窃听者的谈话记录，但是却从未区分过谈话人到底是被窃听者本人，还是被窃听者打电话所找的某个人。我们将这些记录保存在一个电子监视索引中，目的是为了让司法部知道，某些刑事案件中的潜在嫌疑人是否被实施了窃听。
三小时费尔特（6）
而白宫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希望能够确知自罗斯福总统以来历届政府中遭到窃听的官员名单。尽管我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但是相关名单还是被编纂出来并送交白宫。第二天，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便将该名单透露给了报界。拉克尔肖斯告诉我，是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将该名单交给了斯科特参议员。
随后，白宫又要求获得更多的关于电话窃听的信息，从而导致我与拉克尔肖斯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执。这一次白宫希望得到自1960年至1968年间——也就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所有遭到电话窃听的人员名单。我对拉克尔肖斯说道：“请注意，他们无权获得这些信息。你知道他们将会怎样利用这些信息。还记得上次发生的事情吗？他们已经孤注一掷，希望能够向人们表明此前各届政府都曾对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进行过窃听。他们会将这一名单透露给报界——而联邦调查局的形象将会变得非常糟糕。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说：‘以前有人已经这么做过了。’我们不应该卷入到这场政治闹剧之中。”
当拉克尔肖斯继续坚持必须遵从总统的命令时，我说道：“出于安全原因，我们特意避免将这些信息全都放在一个文档中。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将这些信息归总在一起已经够糟糕了，而提供一个复印件更将成倍增加我们的风险。”
拉克尔肖斯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慢地说道：“可——可是他是总统啊。”
“看在上帝的份上！管他是不是总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
我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希望我已经说服了他。我的确说服了他——然而只是延续到我退休后很短一段时间。此后拉克尔肖斯便命令准备好人员名单，并送往白宫。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权谋。
我决定退休令代理局长十分高兴，因为我经常对他所要做的事情持反对态度。在我离开之后，他曾向报界吹嘘说，是他迫使我和其他几位被他称为“胡佛追随者”的老探员离开了联邦调查局。他说得没错，我们的确是被迫离开的，我们之所以选择退休，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联邦调查局的政治化，也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但是我们却保持了我们自由的意志。也许，在经历了1973年10月的那次“周六晚大屠杀”之后，他也许会理解我们的感受。在那次事件中，尼克松解除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职务，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威廉·拉克尔肖斯最终站了出来反对总统的决定——随后他便退休了。
我留在联邦调查局继续工作，已然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几乎在联邦调查局度过了全部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联邦调查局需要我来为它指引前进的方向。在尼克松提名拉克尔肖斯担任局长之后，我曾一度想过要退休——而且我与拉克尔肖斯的交往使我深信我已无力保卫联邦调查局。在决定退休之后，我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继任者能否保证联邦调查局的正常运转，而这正是我的主要工作。
我尽量用外交辞令式的语言向拉克尔肖斯表明了我的观点：“对于你而言，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的位置十分重要，格雷担任代理局长的时候，他取消了两个十分关键的岗位——局长行政助理和局长调查助理。这就意味着副局长扮演着幕僚长的角色，必须负责协调和指挥十三个分部的日常工作。”
“但是当我还没有成为正式局长之前，我不想做出这样一个重要决定。”他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这一决定应该由总统提名并得到参议院批准任命的正式局长来做。”
“那还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我说，“在此期间你又将如何指导和控制联邦调查局的运作呢？”
“我会仔细考虑你的话。”他说道，而这意味着他将什么也不会做。在职位交接期间，我本来应该再留任一段时间，但是拉克尔肖斯却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一要求。白宫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我赶快离开联邦调查局了。
三小时费尔特（7）
当拉克尔肖斯显然不会考虑我的这一重要建议的时候，我指示所有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推荐他们所属意的副局长人选，并直接反映给拉克尔肖斯。他们都遵从了我的指示，提出了四个合理而且精明干练的接替人选。我对此感到十分振奋和安慰，但是拉克尔肖斯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白宫也一直在考虑新局长的人选，并且最终集中在了三个人选身上：克拉伦斯·凯利、亨利·彼得森和威廉·沙利文。洛杉矶的马特·伯恩本来也是一位十分合格的候选人，但是由于在审理埃尔斯伯格案件期间，约翰·埃利希曼曾和他密会谈论出任局长一职的事情被透露给了报界，导致他被淘汰出局，可以说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外界的压力所造成的。
在上述三人中，只有凯利和沙利文可能被选中。亨利·彼得森被列入名单只不过是为了向国人展示一下，即其他有才干的人士也得到了考虑。在迈阿密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期间，凯利曾经担任安全顾问，并被誉为执法专家。而沙利文则是白宫真正心仪的人选，他已经以他的行动表明，他甘当白宫顺从的工具，而他对来自新左派的威胁的看法也与尼克松相吻合。
拉克尔肖斯向我保证，尼克松正在考虑挑选提名一位联邦调查局职业探员来担当局长一职。为了让我相信这一点，他从四名副局长候选人中挑选了两个人报送白宫，请白宫派人与他们约谈。亚历山大·黑格和其他白宫助理与他们进行了约谈。但是这些约谈都是敷衍了事，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联邦调查局内部推荐的人选亦在白宫的考虑之列。然而这些举动除了作秀，没有任何其他效果。
最终克拉伦斯·凯利得到了白宫的提名，我们觉得，如果不得不从外部引入一位新局长的话，他不失为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联邦调查局的职员可以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凯利深受探员们的尊重，而且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任职多年，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新手。但是直至最后一刻，沙利文在排位上一直在凯利之前。当拉克尔肖斯告诉我凯利将获得提名时，他还对我说：“但是沙利文只差一点点就获得了提名。”说完他抬起手，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两指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六分之一英寸那么宽。
“你在说谎”（1）
1973年6月22日，我从工作了半辈子的联邦调查局正式退休。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些机构一再邀请我去演讲，并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发表攻击联邦调查局的演讲，他们可以将我的演讲费用提高三倍之多，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