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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我则再次坐在办公桌前好奇地等待相关的消息。没过多长时间，也就是在下午两点五十分，总统在未与联邦调查局任何人员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宣布了他的决定——提名威廉·拉克尔肖斯接替格雷的位置。由于白宫对我们封锁了有关消息，因此我们是通过电讯社发布的新闻才知道这一决定的。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听过白宫的录音带之后，我终于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尼克松决不会提名任何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原有官员来领导联邦调查局。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太过深入了。他依然想寻找一位在政治上顺从的人来领导这个曾是“全球最伟大的执法机关”的机构。
尼克松对我的看法早在1972年2月28日他与迪安于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一次对话中，就已清楚地表达了。当时，迪安正在向尼克松简报《时代》杂志揭露基辛格电话窃听一事的情况。
“知晓此事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马克·费尔特，”迪安说道，“我们曾经谈论过这个人。”
“让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吧，”尼克松答道，“假设费尔特现在跳出来，将此事曝光。这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他不会这么做的。”迪安说道。
“他的职业生涯将会如何？”尼克松问道，“谁会雇用他？让我们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那个跳出来曝光的家伙——除非他得到了某种保证，例如《时代》周刊也许会对他说，‘嗨，我们会为你提供一个终生职业。他又会怎么做？他会得到一个终生职业，而所有的人都会蔑视他。他将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些家伙，你知道——就是那些泄密者。看看钱伯斯的境遇吧。他们彻底毁了他。”
白宫对我的议论远不止这一次，普遍看法就是我不会配合白宫的意图。我从不知道白宫所列出的敌对名单上都有谁，但是我想我应该很接近这一步了。无论尼克松、迪安和埃利希曼怎么看我，但我始终对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记录感到自豪：我是联邦调查局内部唯一一个差一点登上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探员，只差二小时五十分钟。
根据法律规定，在没有任命局长之前，副局长将主持联邦调查局的日常工作。从实用的立场出发，我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来制定新的规则，同时取消格雷所确立的一些规则。
由于白宫对信息外泄的恐惧，因此格雷所改变的规则中最为麻烦的也就是那些防止泄密的措施（事实上绝大部分信息都是从白宫泄露出去的）。即便是最值得信任的探员也会遭到怀疑。格雷下令，对于任何一份需要在联邦调查局上下级之间流转传阅的敏感文件，都必须编写一份“可靠性记录”。这听上去似乎是一项不错的保密措施，但是事实证明在联邦调查局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三小时费尔特（3）
我曾试图劝说格雷不要实行这一措施，但是没有成功。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内流转的敏感文件数量如此巨大，因此他的这一措施成了阻碍流转效率的瓶颈。许多秘书、职员和信差与他们的领导和其他官员可以径直处理许多文件，但是现在每一份“记录”看上去都像是一份被指定的申请书一样。格雷始终不知道的是，他制定这一规则只是在总部得到了遵守，但是各地分局却从来没有实施过。当我撤销这一规定时，全局上下都长出了一口气。回首这段我担任助理局长的时光，我一直后悔没有更充分地加以利用。当时拉克尔肖斯尚在国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国，因此我的时间本来应该算是相当充裕的。
当我们得知（又是通过媒体报道）在白宫正式确定联邦调查局局长人选之前，拉克尔肖斯将要出任代理局长一职的消息时，全局上下一片愕然。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又将面对一位“看门人”，并且必然会产生很多令人头痛的争端。拉克尔肖斯就像是一个被派来的安全警卫一样，严格防止联邦调查局做出任何令尼克松感到不快的事情。
在获得任命之后两天，拉克尔肖斯坐着他的豪华轿车来到联邦调查局办公大楼，此前，白宫和司法部曾经告诉过他联邦调查局的情况，因此在他身边围绕着他的私人助理，以保护他免遭联邦调查局“敌人”的伤害。他发出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让我“尽快召集所有的探员开会”。尽管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八千五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探员蜂拥而至的场面，但是我却一个字也没有说。随即，我命令负责全国五十九个分局的主管探员在5月2日到华府报到，晋见他们的新领导，而这一天正好是埃德加·胡佛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在十二个月内，我们又不得不开始了第二轮教育程序。
在早先向格雷交接权力阶段，我曾经抛开对格雷的疑虑，并热情地向他提供帮助。但是我想在拉克尔肖斯第一天上班的那个令人抑郁的星期一，情况则大为不同。我们曾经全力支持格雷，并以他能够接受的程度予以尽可能的合作。我们包容了他所犯的错误。当他对待我们有失公允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说，他的所作所为都受到了来自白宫和司法部长的压力。尽管我们有时会激烈地与他展开争论，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地去完成他下达的指示。但是当拉克尔肖斯和他的助理走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我却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目前这个局面是有问题的，而我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即将担任代理局长的人，他拥有对上百项法律实施状况进行调查的权限，而很多调查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适用不同的程序，格雷至少原来是在司法部工作的，而拉克尔肖斯则是来自环境保护署，对联邦调查局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一切令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某种濒危物种一样。
十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试图教育帕特·格雷，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再来，而且日后的某一天，我们还将面对另一位得到正式批准任命的局长。“我的天呢，”我的助理沃森·坎贝尔说道，“我们又得从头来过了。”总部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认为的，从而导致那天欢迎宴会的场面相当冷清。没有人在思考是否要抗命不遵，或是让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偏离正常的轨道，更多的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
也许我们应该对拉克尔肖斯心怀歉意，因为他可能从一开始便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他的态度。他上任后看到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我们致总统的一份电报——一份由总部十五位最高官员和所有地区分局负责人联署的声明。声明是由助理局长兼监察处处长的伦纳德·沃尔特斯起草，由我修改并定稿的。我们辩称：“埃德加·胡佛所提倡的应从高度称职的候选人中慎重选拔探员、恪尽职守、纪律严明、唯才是举等观念，已经得到了联邦调查局所有广为世人所尊重的高级执法官员的拥护……”因此我们敦促总统应挑选高度称职的人员来担任局长一职，我们还补充道：“在目前这一关键时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联邦调查局不应因为缺乏执法知识或是其他有损于联邦调查局领导能力的问题而犯错或是迷失方向，从而无法为国家服务。”
三小时费尔特（4）
拉克尔肖斯慢慢地读完了这份电报，一句话已没有说。随后，他从眼镜上方看着我问道：“这份电报已经发出了吗？”
“是的。”
“也发给媒体和报界了吗？”
我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拉克尔肖斯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将那份电报放在我的面前，然后走出了办公室。此后，他和总统再也没有向我提及这份电报，我也始终没有从白宫收到任何反馈，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反馈。
这份电报被视为是我企图将拉克尔肖斯赶下台，以便使自己获得局长提名而炮制的。但是对于拉克尔肖斯这样一个无论如何不会热衷于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的人来说，的确没有多少必要将他赶下台。我知道，只要约翰·迪安和约翰·埃利希曼在白宫任职，我就绝无可能获得提名。起草这份电报的用意，只不过是为了提醒尼克松，联邦调查局已经无法再承受另一个外行的领导。也许这份电报最终催生了白宫对克拉伦斯·凯利的任命决定，由于凯利在担任堪萨斯城警察局长之前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因此是一个可以为联邦调查局职员所接受的人选。（而且他还是“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的积极会员。）
随后，有人引述拉克尔肖斯妻子吉尔的话说，吉尔在参加大学巡回演讲时曾说道，她丈夫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就是“带一把干净的扫帚”去除污去垢。这句话对于本就愤懑不已的联邦调查局来说，无异于是被甩了一记耳光，而且这是对联邦调查局声誉的攻击。当我听到这些议论时，我打电话给拉克尔肖斯并告诉他我要立刻见他。当我走进他的里间书房的时候，我看到他正懒洋洋地躺在一把安乐椅上，两脚跷在办公桌上，这一幕令我感到震惊不已，因为我始终觉得那依然是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他正在看一份文件，根本没有理会我就站在那里，过了好几分钟，直到他看完那份文件，他才问道：“有什么事吗？”
“拉克尔肖斯先生，有人引述您夫人的话说，您‘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就是带一把干净的扫帚来除污去垢的’。现在探员们的士气已经相当低落，而这句话将会对士气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她说的话被错误地引述了，”他说道，“她没有说这句话，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
“拉克尔肖斯先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您应该对探员们发表某种形式的声明，以便抵消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影响。”
他挥了挥手，答道：“我会仔细考虑此事的。”但是此后他既没有做出任何否认，也再没有和我提及此事。
我与拉克尔肖斯的关系经常十分紧张。他来到联邦调查局的目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总统的利益，而我对此则变得越来越小心警惕，而且日益感到失望。我的目标是要保护联邦调查局。拉克尔肖斯对日常工作毫不关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帕特·格雷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是查阅与水门事件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调查案有关的信件和材料，后者被指控泄露了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
在他就任局长的第三天，根据他的命令，全国所有分局主管均来到总部报到开会。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这位新局长。而拉克尔肖斯则说道，他能够理解格雷销毁文件一事被曝光和他的突然辞职对联邦调查局造成的伤害，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在座诸人的合作。他讲了大约十分钟，便转而让我继续主持会议，然后他就离席而去。会上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提问，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这一切极为不正常。而我此时所想的则是把这五十九位分局负责人从全国各地，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召到华府所需的高昂费用，而这一切竟然只是为了这一次冷淡而简短的训话。为了不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将这次会议变成了一次为时一天的工作会议。此前我只经历过一次由全国所有分局主管探员参加的会议——那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