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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一向善于在华盛顿波谲云诡的政治涡流中操舵使航，他选定会继续与主政白宫的约翰逊保持私人联系的德洛克时，就是在回船转舵，以顺应从白宫吹来的新风。二人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总统在德洛克的卧室里装了一部专用的白宫电话。毫无疑问，他是总统挑选接替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人物。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窃听，还是不窃听（4）
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风起潮涌，它迫使约翰逊总统引退，回到他在得克萨斯州佩德纳莱斯河岸边的农场，因而也击碎了德洛克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希望。失去了政治导师之后不久，德洛克就从联邦调查局退休，随后在百事可乐公司谋得一个高职。
胡佛选了自己的心腹威廉·沙利文来接替德洛克。沙利文绝不是鲁莽之人，他极为精明且博览群书。他非常健谈，如果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很会讨人欢心。他有着宏阔的文字才能，常不知羞耻地用极尽谄媚之言的信件和在旅行中搜罗的奇技淫巧之物讨好胡佛。与托尔森和胡佛打交道需要技巧和耐心。沙利文会埋下一处伏笔，稍后再让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主意。
胡佛会用某些特有的方式与下属谈话。如果我是一名新来的特工，胡佛因故找我谈话时，会称我为“费尔特先生”。当我被提拔为助理分局主管而成为联邦调查局官员时，他就开始叫我“费尔特”。除了托尔森和沙利文两人以外，所有联邦调查局的官员都经历了这种变化。胡佛称托尔森和沙利文为“克莱德”和“比尔”，而我们其余的人则被称作“尼科尔斯”、“莫尔”、“罗森”、“贝尔蒙特”、“费尔特”。托尔森是胡佛长久以来的心腹知已和每天共进午餐的朋友，而沙利文也享有与之相同的受宠程度。这是胡佛直到最后一刻为止对沙利文评价甚高的一种标志。
沙利文的长相与局长所期望的大相径庭，而对胡佛来讲，相貌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他身材矮小，刚够1。7米的最低标准。他脸色苍白，面部紧绷，给人一种身体欠佳的印象。他穿着极为糟糕，衣服皱巴巴的，好像是被人睡觉时裹着蹂躏过一样，事实上他的衣服常常如此。有一次，他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鞋子出现会场上，当时胡佛在场，他就向下属借了一双干净的鞋换上。那两只鞋的尺码太大，他不得不像穿雪鞋似的挪动。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胡佛会接受沙利文的这些癖性。也许胡佛是在同情沙利文，也许把他看成了儿子的替身。而事实总是如此，在投票表决时，我们其余的人最不可能给最受宠幸的人投上一票。
沙利文心怀怨恨，他永远不会原谅胡佛拿走窃听器或终止秘密进入民宅的做法。作为国内情报处的负责人，沙利文关心的是联邦调查局尚未全力打击和挫败新左派中的暴力分子。他绝对相信胡佛对他的限制会削弱联邦调查局保护美国公民的能力。
他有次对我说：“老板错了！不管他怎样，我们得干下去。”
“比尔，”我回道，“联邦调查局只能有一个老板啊。”
“局长错了。你得帮我说服他。”
我深吸了一口气：“比尔，我们以前已谈过这事儿了。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抛开种种限制去干，却不能不顾老板。你得先弄清你的位置，然后要么支持他，要么自己出局。”
我能理解沙利文的一些挫折。由于民权示威和反民权暴力的原因，联邦调查局人员被号召到南方各分局效力，这就减少了可从事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特工人数。我那时并未意识到沙利文是在待机而动，等待为所欲为的机会。
他得到了这种机会，当时在白宫供职的汤姆·查尔斯·休斯顿，原军事情报官，接到总统助理约翰·埃利希曼指派的一项任务，要准备一份让尼克松总统不胜其烦的校园骚乱和新左派暴力活动报告。
1969年6月19日，休斯顿找到沙利文，想得到一份全面的有关新左派对外联络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这次会面之后，两人逐渐有了密切的关系，而沙利文就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沙利文一再向休斯顿抱怨，说胡佛拒绝采用窃听手段和秘密入室方式获取情报，同时还提到“协调问题、人力不足和没有能力获得必要资源”等，估计他将所有这些都归结到局长身上，说他已失去了控制力，该靠边站了。
为进一步实现他们的抱负，休斯顿和沙利文发展了一种后来被参议院委员会称为工作同盟的关系。休斯顿将自己视为凌驾于情报委员会之上的白宫长官，严密监视及控制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并发号施令，指导这些机构如何行动来打击危险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沙利文则相信有休斯顿撑腰，在总统的支持下一定能削弱胡佛的地位，并接替他成为局长。如果沙利文事实上没有起草臭名昭著的“休斯顿计划”（呼吁采用窃听、秘密入室搜查、拆封邮件及类似手段来对付反战和其他组织）的话，他确实能得偿所愿。
窃听，还是不窃听（5）
在休斯顿的怂恿下，尼克松组建了“情报机构间特别委员会”，目的在于审查和提出情报搜集的改进方案来打击新左派，“休斯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被构思出来。胡佛被指定为主席，在休斯顿的力荐下，沙利文被任命为工作人员小组委员会主席，实际担纲编写政策建议指导原则的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正如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后来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沙利文的角色似乎是找出情报机构中哪些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休斯顿的角色则是抓住需要改革的地方，使它变得切实可行，尽管作为白宫雇员，其职责所系的本应只是国内情报工作。
特别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完稿时，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都认可了其强硬措施。沙利文知道对胡佛而言这是一味苦药，得裹上一层糖衣，因而提议由胡佛主管所有国内情报搜集行动。但胡佛坚辞不受。由于深谙华盛顿的手法，他告诉沙利文，一旦这个报告被提交上去，特别委员会的使命就会结束。如果该报告得到总统批准，联邦调查局在国内情报领域将负“全责”执行。如果该计划被打回，联邦调查局将会承受责难。让沙利文更为失望的是，胡佛指示须在该报告上附上脚注，表明联邦调查局的异议申诉。
1970年6月26日，报告的发起者将“休斯顿计划”递交给总统。它最初受到了沉默的欢迎。无畏的休斯顿就给总统助手H。R。霍尔德曼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据称是一份《国内情报评述》。这份文件反映了沙利文的想法，开始对胡佛大加鞭挞，说局长的异议申诉“通常是不合逻辑和轻率的”，并说其他机构已提议取消所有的调查限制。胡佛“极端顽固”，该备忘录称，他“老了，担心自己的传奇形象受损”。前进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有必要，总统应该给胡佛开一次“醒脑会”，“不用让埃德加的鼻子脱臼，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7月14日，霍尔德曼通知休斯顿，总统已批准了该计划。照沙利文的说法，当胡佛弄清真相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他争取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支持，米切尔将他们的反对意见呈给总统，总统同意召回并废除该计划。通过将自己的主意归咎于其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身上，沙利文脱离了困境，他一直私下指责我和其他人没有与局长一起高调反对窃听和秘密入室搜查。
我和沙利文还有一次面对面的冲突，他当时提议联邦调查局为激进的“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的每名学生开立调查档案。这是一个荒谬的建议。首先，只有少数SDS成员确实鼓吹或参加暴力活动，没有理由对其他人展开调查。无论如何，基于人力方面的考虑，就排除了开立成千上万个新档案的可能。沙利文不遗余力地为其提案争辩。我建议将此事交到行政会议上讨论，当他的提议只赢得两票赞成并经局长否决的时候，恼怒不已的沙利文只得自个儿在一旁嘟囔着。
在沙利文的联邦调查局生涯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论战爆发。而在针对沸反盈天的马丁·路德·金谋杀案展开的调查记录中，他已经留下了他深刻的印记。
盯住马丁·路德·金（1）
或许，比起联邦调查局的其他调查来，围绕马丁·路德·金博士一案有着更多的误传和虚假消息。流言、蜚语、臆测、真相和恶意都搅在一起，将联邦调查局置于尽可能不利的境地。进行如实的记录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值得去做。调查过程展现了联邦调查局采取行动时所面临的压力和紧张，以及胡佛是如何来处理这些压力的。
1957年9月，针对金博士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局长给所有分局主管下发了一份备忘录：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曾企图或正企图渗透到该组织的情况下，你们不得调查此事。但……你们应当对其涉及种族事态的公开消息保持警觉。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联邦调查局搜集了许多组织的情报，包括几个支持民权事业或反对美国军事卷入东南亚的组织，这些组织已成为共产主义渗透工作的对象。
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总统和司法部长授权，这构成联邦调查局职责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印象中，或在那些对共产主义运动保持密切关注的人印象之中，美国共产党正企图在民权和反战运动中取得有影响力的地位。
1962年1月8日，胡佛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送去了一份报告，陈述一些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人实际上正企图渗透到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之中，而且有位党员已成为金的高级顾问。数月之后，胡佛向司法部长报告，称金的一名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在注明日期为1976年4月23日的最终报告中，参议院下设的专门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的特别委员会提到了上述信息，并将两名与金有牵连的共产主义者称为“顾问A”和“顾问B”。① 自从这一信息被披露之后，这两名顾问就被公开认定为斯坦利·拉维森和杰克·奥戴尔。——原版编者按
经司法部长书面授权，顾问A（拉维森）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被装上了窃听器。博比·肯尼迪对金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可能联系的关注要比胡佛所关注的更为深切。在公众印象之中，司法部长及其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及民权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博比已意识到如果世人知晓金与共产主义者合作会对政府造成什么样的政治损害。司法部长需要掌握实情，以便向金施加压力，切断任何具有破坏性的联系。因此，通过直接和经由其助手的方式，他不仅授权而且迫切要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包括进行电话窃听。
而且，他和白宫方面都迫切地想知道金在搞什么鬼。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报告涉及金与其顾问们的集会情况、其详细的策略问题和民权领导者们的看法，肯尼迪政府很乐意得到这种报告。
或许至少是在金与胡佛开始结怨时才有了这种报告。1962年秋，金根据南方地区理事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