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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联邦法令。国务卿康德尔·赫尔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当着胡佛的面签署了他的授权书，该书随后保存在白宫的保险柜中。1939年9月6日，罗斯福总统发布声明：
应本人要求，司法部长指示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负责有关间谍、阴谋破坏和违反中立法条款事宜的调查工作。
该任务必须以国家为基础，以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所有情报都必须仔细甄别和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避免造成混乱和责任不明。
为此，我要求美国所有警官、治安官和所有其他执法人员立即将所有涉及间谍、反间谍、颠覆活动和违反中立法的情报就近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代表。
这些指示后来曾被后任总统们差不多逐字逐句地宣读过。
联邦调查局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令德国人的情报组织瘫痪。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日本人在美国的活动几乎绝迹。但在战争结束之前，胡佛已察觉到一些间谍和那些同情我们苏联盟国者的活动。这种“友善的”关注直指美国的核能力。苏联特务偷走了我们的核机密和我们尖端的近发引信的详细技术资料，更不用提其他各种各样的军事情报了。
《史密斯法案》（1940）的条款首先被用于打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分子），而其他一些法规则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权限。《史密斯法案》禁止教唆和鼓吹通过武力或暴力或阴谋来颠覆或破坏美国政府或州、领地政府或其他实体。该法案未提及外力介入情况。
约翰·埃德加·胡佛1945年向杜鲁门总统转交情报，揭露共产主义者渗透到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手法，他们意图在进行间谍活动的同时阻止或误导美国政策。政府雇员的忠诚计划也大幅增加了联邦调查局的新的调查负担。
由于得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全方位的资讯配合与鼓励，并在美国人民强力支持下，联邦调查局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在进行国内情报工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政府在该领域的恰当作用问题开始出现。无数暴力和革命组织开始形成，湮没了在国际和国内采取行动打击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差别。
最高法院1954年裁决反隔离化之后，民权组织兴起，联邦调查局的任务随之加重。1957年至1958年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百多起由种族或宗教仇恨所引起的爆炸或爆炸未遂案件。为应对这种日益严重的暴力活动，国会制定了1960年《民权法案》，扩大了联邦调查局处置爆炸和爆炸威胁、干预法庭秩序和选举事务的权限。
20世纪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获得了动力和民众支持。与此同时，它也成了三K党和怀恨者污蔑的对象，他们认为在每个旗帜和标语后面，都有一个迫切要求废止种族歧视和获得平等权利的共产主义者。
一些左翼人士加入了民权组织，少数人设法谋得了足以影响合法组织决策和计划的职位。此外，一些年青的政治煽动家们渴望获得个人权力与认同，便如飞蛾扑火般地被吸引到民权运动中来。
窃听，还是不窃听（2）
在这些背景之下，暴力和流血就不可避免了。联邦调查局在20世纪60年代及时并再次受到吁请去“超越”自己的权限，为参加民权活动的人提供人身保护。联邦调查局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就因失之援手而受到指责。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顶住了要求其放弃自己职责的压力，坚持执行了联邦民权法令，因而招致敌对势力的仇恨。
联邦调查局在遏制暴力和保护公民生命与财产上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它一如既往地开展调查活动，追踪和逮捕危害其他美国公民权利的恐怖分子。但如何对有暴力倾向的个人和组织和那些只是发布煽动性言论者加以区分，这一问题却日益凸现出来。如何随时掌握煽风点火者的暴力阴谋和活动也是一个问题。这都需要犯罪调查和情报工作双管齐下。
面对这种情况，联邦调查局是应该采取1936年以来经过更高授权的手段？还是应该走一条更平稳却低效的路子，并屈从于媒体、国会与公民自由论者愈来愈大的压力而停止其国内情报工作呢？
对胡佛而言，他对国会的动向总是很敏感，有个迹象便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爱华德·V。朗所主持的那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是针对美国国家税务局展开的，是要调查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打击有组织犯罪过程中所进行的电子监听活动情况。这件事的发展促使局长在1965年年中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大幅”减少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数量。我受命审核案件档案，以取消成果最少的窃听器。胡佛没给我提任何政策性意见，我也没问。我只是说：“胡佛先生，我会处理的。”胡佛估计减少窃听装置会招致内部的普遍反对，但在那些年里，他已习惯了将棘手的行政管理问题丢给我，并期待我去解决。
这项特别的挑战导致与威廉·沙利文公开冲突。沙利文是主管国内情报处的助理局长，他利用自己是胡佛心腹红人的有利条件平步青云，最终开始对局长心怀敌意并意欲取代他。我与沙利文以前打过交道，知道要否决他的意见很不容易，他会大发脾气，还会使手腕陷害人。
我不希望与这位脾气多变，素以拿破仑情结而出名的小人迎头相撞。我转而向他的上级，当时主管所有调查行动的局长助理艾伦·贝尔蒙特求助。贝尔蒙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在情报事务上有着极高的素养，口碑很好。
我进到贝尔蒙特的办公室时，那缕缕蓝色的雪茄烟雾照例悬在空中。我向他说明了胡佛对我所做的指示并要求他提供帮助。贝尔蒙特斩钉截铁地回道：“马克，我们不可能做到在削减窃听器数量的同时又不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他争辩说多年来已经进行过削减，窃听器的数量是合理的。他说窃听请求都要经过精心筛选，只有证明完全合法时才会报给胡佛，而且在窃听器安装到位后，窃听的需要是要进行定期审查的。
我知道贝尔蒙特所言不假。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窃听装置是用在涉外情报案件中，它们为政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但我刚履任局长助理负责监察处不久，不得不学习如何在不惹人发火的情况下去感化胡佛。所以我得加紧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让自己受贝尔蒙特的意见所影响。
“艾伦，”我说道，“那不是关键性问题。局长想要削减，我们就必须这么做。如果我能取得你的支持就再好不过了。”
“我不会帮你拖联邦调查局工作效率的后腿。”他粗鲁地说道。
我惟一的办法就是审核所有动用窃听器的案件档案，按某种优先顺序对其进行排序。经过一周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之后，我准备迈开第一步。我挑出了某人涉嫌与苏联某卫星国的情报机构合作的案子。在我看来，取消针对该案的窃听活动不会对美国造成重大损害，虽然多少会降低效率。我于是口授了一份备忘录，对该案做了总结并建议终止窃听调查阶段。我提出这件事应提交到行政会议上讨论。这是一些联邦调查局总部所有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局长通常不参加，每次会议之间的间隔也不固定，只有在需要商讨重要政策时才举行，通常每月举行三或四次。
窃听，还是不窃听（3）
一反公众心目中“惟胡佛是从”的形象，行政会议的与会者绝不是一群唯唯诺诺的人。支持和反对某项提案的争辩都会在表决之前咄咄逼人地进行一番。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通常在局长缺席时主持会议，他鼓励所有人积极参与讨论，并频频让大家发表意见。之后，通常是在当天，待决事宜的倡导者会准备一份简洁的备忘录，总结该提案及支持与反对的意见。这份备忘录随后就送给胡佛做最后裁定。
通常，他会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有时会站在少数人或者甚至全新的立场上。不论哪种情况，行政会议提供给胡佛的是其全体高级助手们除却争执后的辩证进言。在这种方式下，他得到的意见就比自己亲自主持会议时所得出的要公正一些。
当我向行政会议提出停止窃听的议案时，会场上的沉默足以让人心灰意冷。连托尔森也持反对意见。进行表决时，我是惟一赞成停止窃听的人。
这些意见被送到了局长那里，他将我的备忘录还给我后，上面有一句简短的批语：“我同意费尔特的意见。”因为这首先是他的意见，所以我已预料到这种结果，可这并不能提升监察处受欢迎的程度。
我们又进行了两轮讨论。我单枪匹马地争辩要求停止窃听活动，局长也是支持我的。我的进展要比局长预期的慢得多，而即使现在的比分是三比零，我还是得回头找艾伦·贝尔蒙特。他是整件事的关键。
“得了，艾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务实些吧。我知道你反对进一步削减。我理解你的立场，可不能让我一次一个地削掉你的窃听器吧。你知道局长是想大幅削减的，也会赞同我的意见。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已经注定的事情呢？你的位置比我有利，你可以决定停止哪些窃听活动，将损失降低到最低。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采取主动，局长就不会认为你是在敷衍塞责了。”
贝尔蒙特慢慢地抽着雪茄。他吐出一大团烟雾，然后就盯着天花板看。最后，他下定了决心，面无表情地问道：“你想削减多少？”
我已经选定一个数字。开始审核时，在用的有七十八处。费了一番功夫之后，我到那时为止已将这个数字降到了七十五处。
“艾伦，我们得把它们减到三十八处。”
又是一番吞云吐雾和对天花板的详查细究。室内蓝色的烟雾更浓了，经过一段冗长而沉闷的时光之后，贝尔蒙特收起目光，缓缓地说道：“好吧，我们减吧。”
“好。”我应道。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件事情在行政会议上应该不用浪费更多时间就能解决了。“这才是明智之举。”
“你可能是正确的，”他回道，“但沙利文要发火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又不是第一次。”
次日，国内情报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停用三十七处窃听器，每处都标了案别和档案号。备忘录从胡佛办公室递出时，上面便有了钢笔书写的“O。K。H”（照准。胡佛）符号，用的是官方常用的那种蓝墨水。
仅仅数个月之后，灰心丧气的贝尔蒙特就递交了其于1965年12月30日获得批准的退休申请，因而在联邦调查局权力体系中腾出了三号人物的位置。胡佛选定了主管犯罪纪录处的助理局长卡撒·“德科”·德洛克来填补空缺，该处负责处理媒体关系、调研和国会联络。德洛克精明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就坚持要处理所有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触的事务，这两个人合得来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德洛克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幕后人物，在国会山有一些位高权重的朋友。
胡佛一向善于在华盛顿波谲云诡的政治涡流中操舵使航，他选定会继续与主政白宫的约翰逊保持私人联系的德洛克时，就是在回船转舵，以顺应从白宫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