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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民族主义宣传，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地抵抗一场接受西方最先进制度的革命，多少都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就少，有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坚持“愚者终不失为愚”的人，当初怎么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遗老遗少多了起来，其实是在民国成立，事没办好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而且不管矜持与否，在民国也得不到重用，想卖也卖不出价去。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惟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学生：学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学堂，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东西，教材要引进，教师也得用留学生，所以，就给了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不仅声光化电要洋学问，体操也得找留学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学校混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革命党，但有“异端”思想的人，却也不少。这些人也不见得懂西学，但既然在日本混过，一两套新式体操，或者军操，还是可以对付的。加上体育课是个新玩意，国内的人怎么看着都新鲜，于是，很多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都是留学生，其中相当比例的人，有革命党的嫌疑。再加上还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当地官僚或者乡绅的信任，被委派为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很多地方的学堂，就成了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机缘凑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在任何时代，学校都是思想比较活跃，异端容易发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新学堂的历史虽然并不长，真正大规模办学不过几年时间，但学堂里依然躁动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场所。而且，学堂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这里活动，相当保险。传统上，学堂是清正之地，跟圣人有关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轻易进来。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辛亥前发生广东紫金县的故事。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只身来到人地两生的紫金，因没有辫子，遭到巡防营的追捕。他逃进当地学堂，被主管学堂的士绅没有根据地就保护了起来，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学生。结果，不仅巡防营的士兵不能进学堂搜捕，还被士绅讹为进学堂抢劫，开列了失物清单要求赔偿。最后，还是知县出来请客调解，才算完事。
当年，在山西运城，由于出产盐，是个富裕的地方，省政府专有河东道派驻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办得不错，因此，运城居然有个女子学堂。这个女子学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党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当地革命党人的据点，革命党人总在里面开会，学堂甚至藏有枪械。进进出出的闲杂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动不知收敛，时间一长，难免不透出消息来，终于，当地的道台大人听闻一些消息，派兵前来搜查了。大兵临门，没有硬闯，敲门让校长出来，说他们听说里面有革命党，奉命前来搜查。偏巧这个时候，学堂里面真的就有不少革命党，被堵了门，有人都准备抄家伙拼了。危机关头，景夫人出来，面不改色，对前来的士兵大声呵斥，断然否认指控，连唬带吓，连声骂士兵野蛮，摧残教育，说是这样要亡国的。还一口一声说士兵的到来，败坏了学堂的清誉。骂得这些士兵面面相觑，最后居然说，算了，我们回禀大人，说人家不让搜。不让搜，也就不搜了。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