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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党人发动广州起义，抵挡起义军的，也是汉人官僚张鸣岐和李准以及他们率领的巡防营。到了这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广州的汉人官僚并咨议局的士绅不再打算帮朝廷的忙了，广州光复。尽管广州驻军中旗营占了大半，其中还有两三千新军，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有，却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枪不放。开始民军还有点担心，到后来发现旗兵真正是银样蜡枪头，也就不怕了。八旗新军最大的本事，是坐在家里，等着民军前来收编然后遣散。广州八旗新军如此，北京的八旗禁卫军也如此，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曾经的旗人旅长（协统）良弼表示要抵抗，等到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就没有人做声了。只消新来统领冯国璋表示，禁卫军待遇永远不变，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卖了自己祖宗的江山。
旗人的好日子，就这样完了。不是没有明智者想做挽回的努力，也不是没试试努力一下，但坐江山坐久了，身子和脑子都麻木，就是明知道等下去是死路一条，大家还就是等。等到了那一天，也是束手待毙，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看来，坐江山，不能坐得太悠闲，太舒服——太舒服了，人也就废了。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变成统治群体之后，八旗无论贵贱贫富，都成了闲人外加废人。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清末的殉节问题】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后来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就是殉节，具体说就是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因为所谓的殉节，理应是官员士大夫的事，食君之禄，才忠君之事，老百姓就是再念这个王朝的好，好像也没听说有殉节的，因为没有那个名分，也没有资格。如果按后来大批的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两百多年，绝对深仁厚泽，大够意思。但是很奇怪，在这个王朝消亡之际，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众多的汉人官僚，绝少有人念着这个王朝好的，就是念好，也不肯陪上命。事变之时子弹不长眼，被打死的有，但却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拿自己的父母做挡箭牌，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数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包括那些中兴名臣之后，也都是走为上。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坚决，朝服都穿戴停当了，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当年的回民是信教的概念，论民族那年月是算汉人的。一个回民，做到按察使的位置，挺不容易的。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不知那根筋搭错了，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只剩下臬司老爷一个，傻坐在大堂上。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老爷，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了——革命党根本忘了这个地方，一个也不来，当然臬司老爷也就没有了自杀的借口。也有消息说，其实是有人想来杀他的，但被拦住，说是不给他机会。根本原因是，一个按察使衙门，没钱，也没有兵，革命了，要忙的事很多，没有人打它的主意。其实，臬司老爷若真的要自杀，一进大堂拿手枪冲自己脑袋开枪就是，非得等革命党来了再说，说明心里开始就有点怯。等死的功夫一长，再有决心的人也会动摇。这时候，他的大老婆在后堂，只听老公吩咐不许走，不明里就，时间一长，耐不住了，遂率领众小妾来大堂探看。见老公全身披挂，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傻坐在椅子上，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众婆娘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拥了出去。边走，老爷还嘀咕，怎么乱党不来呢？老婆、小妾都不肯，殉节肯定没戏了。臬司老爷回家换上便服，带上家小和细软，溜出了城。清末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殉节事迹，就这样半途而废。一个先进典型，就这样在革命党的忽视和他的妻妾起哄下，化为乌有。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的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的缺憾。众所周知，这些修史的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事迹的当事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