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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姐、玳安、子虚等则是曲笔、逆笔，并非另取锅灶，重新下米。故作消闲之笔：在《读法》四十四中说：“《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
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请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加武松问傅伙计西门庆的话，百忙里说出‘二两一月’等文，则又临时用轻笔讨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故作消闲之笔”与“偷闲笔法”不同。偷闲笔法，如武松提出，只在伯爵说话时提到，武松身份在一闲话中描出，只是轻笔点染，不致喧宾夺主。而故作消闲之笔，如娶玉楼、嫁大姐、玉箫受约等都是极重要事件，但却在小说韵律节奏流动中，以极轻松、消闲的笔墨插入，使小说情节节奏避免平铺直叙，而是跌荡起伏，错落有致，这真正是大章法、大手笔。所以，张竹坡称赞《金瓶梅》作者为才富一石的大作家。犯笔而不犯：这本来是金圣叹总结《水浒》时提出的一种笔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读第五才子书法》）张竹坡继承金圣叹提出的“犯笔而不犯”的提法，用来总结《金瓶梅》时指出：“《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偏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解析（2）
（《读法》四十七）金圣叹所说犯笔而不犯，主要是就故事情节、事件来说的。而张竹坡主要指身份相类的人物，都是“淫妇”、都是媒婆、都是尼姑，却能塑造刻画出不同的性格，虽然相类相犯，却绝不相同。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章法、文法、笔法，是就广义上来说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在塑造身份、阶层、地位、年龄相类相似，而又刻画出不同的性格，使之犯笔而不犯、同中而有异，在这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宝贵的艺术经验。今天，尤需加以系统地总结、整理，以求作为现在小说创作的借鉴。第三，研究人物关系网络，分析性格特点，提出作者用隐笔、正写、穿插等笔法塑造人物。张竹坡在《读法》五中指出：“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写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诸人，又极尽天工之巧矣。”在人物网络关系中，视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而穿插描写。张竹坡还指出，《金瓶梅》正写金莲、瓶儿。《读法》十六指出：“《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只写得四个：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则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而以不得不写。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吁，文人之笔可惧哉！”《金瓶梅》重点塑造了四个女性形象，金莲处于形象体系的中心位置，正面写，重笔写。虽也正写瓶儿，但在瓶儿与金莲争宠的矛盾冲突中，金莲处于主动进攻地位，瓶儿处处被动。正写潘金莲妒瓶儿害官哥，而瓶儿却往往不觉察不警惕，泰然处之，在不写之处显示出瓶儿宽厚憨直。张竹坡很准确地把握了主要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塑造她们形象时的笔法特点。以金莲为女性形象体系中心，张竹坡进一步指出，写蕙莲的作用在于恶金莲危瓶儿。张竹坡指出：“书内必写蕙莲，所以深金莲之恶于无尽也，所以为后文妒瓶儿时，小试其道之端也。何则？蕙莲才蒙爱，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唤猫，金莲睃见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异教西门早娶瓶儿，愿权在一块住也。蕙莲跪求，使尔舒心，且许多牢笼关锁，何异瓶儿来时，乘醉说一跳板走的话也。两舌雪娥，使激蕙莲，何异对月娘说瓶儿是非之处也。卒之来旺几死而未死，蕙莲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莲为之也。作者特特于瓶儿进门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儿也。而瓶儿不悟，且亲密之，宜乎其祸不旋踵，后车终覆也。此深著金莲之恶。吾故曰，其小试行道之端，盖作者为不知远害者写一样子。若只随手看去，便说西门庆又刮上一家人媳妇子矣。”（《读法》二十）蕙莲在《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即自缢身亡，蕙莲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也包含对自我失误的忏悔。蕙莲的悲剧，揭示了人性弱点在情欲膨胀的境遇中怎样导致一个人的毁灭。蕙莲形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其独特社会意义。张竹坡则从人物形象关系角度，认识其艺术功能在于穿插、陪衬，在于预示，在于表现生活的复杂。在作者的设置中，蕙莲是瓶儿的前车之鉴，是为揭示潘金莲嫉妒、西门庆纵欲而设置。所以，张竹坡在第二十六回评语中再次指出：“有写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莲等是也。本意只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妒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便间架不宽广，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蕙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然而，蕙莲不死，不足以见金莲也。”张竹坡以金莲形象为中心，处处从全书架构、人物形象整体结构出发来分析人物之间关系、人物形象在全局中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张竹坡《金瓶梅》人物形象论中的一大特点。张竹坡认为《金瓶梅》隐笔写月娘（见《读法》二十五）、特用意写春梅（见（读法》十七）、王六儿是借色求财等分析，均极有参考价值。第四，错乱年表，故为参差。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传记有血缘联系，史传崇实观影响了文人的小说观，往往把小说当史传对待，认识不清小说的文学特性。金圣叹冲破了史传崇实观的束缚，把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分为“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之不同。张竹坡对小说的文学特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写《金瓶梅》比写《史记》难；他指出要把《金瓶梅》作为文学来读，不要当做事实来看。他更进一步认识到《金瓶梅》在时间安排上的虚拟性、参差性，是文学虚构艺术世界中的年表，而不能按现实生活，像史传作品那样死板。他在《读法》三十七论述道：《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庆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
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日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挨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帐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按时间先后叙述是线性时间。小说要给读者以立体感，作者必须错乱其年谱，采用夹叙，如他在《读法》四十四中所云（见前）。张竹坡关于小说叙述时间的虚拟性、参差性的分析，较富有理论价值。第五，要善读《金瓶梅》，而不要误读《金瓶梅》。《金瓶梅》在传播过程中，有禁毁、有曲解、有误读。因为它有与天地相终始的强大艺术生命力，《金瓶梅》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早在清康熙年间，青年评论家张竹坡针对读者对《金瓶梅》的曲解、误读就提出要善于读《金瓶梅》的问题。他主要提出应注意的五点。要把一百回，放开眼光作一回读（见《读法》三十八），这实质上强调把《金瓶梅》作整体把握，把握其主导倾向，而不要零星看，局部看。要把《金瓶梅》当文章看当文学作品看，而不要当事实看（见《读法》四十）。有人说《金瓶梅》是西门家的记帐簿。张竹坡给予严厉批评，说这种人其两眼无珠，可发一笑。张竹坡把生活事实与艺术真实加以理性的区分，他真正认识到了《金瓶梅》的文学性、真实性。关注作者如何讨得情理。在《读法》四十三中张竹坡说：“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第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金瓶梅》崇祯本插图亦只是情理二字。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解析（3）
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个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欣赏重于考证。阅读《金瓶梅》，是一种文学欣赏，不要对作者是谁等暂时不易弄清的问题做烦琐考证。在《读法》三十六中，张竹坡说：“作小说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金瓶梅》虽有淫话秽语，但不是淫书。写淫话、秽语的目的，在于揭露与批判。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独罪财色，将色之罪隶属于财的罪恶之下，着意突出财的罪恶。作品揭露了不义之财对朝廷、官府、人性的腐蚀作用。蔡京受贿，便委任西门庆为提刑官。蔡状元受贿，便先批盐引给西门庆，使其垄断盐的经营。钱老爹受贿，便允许西门庆偷税漏税。潘金莲嫌贫爱富，虐待亲娘。王六儿以色求财，与西门庆长期奸宿。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把潘金莲放在人物形象体系的中心位置，分析其他人物与潘之关系，以及作者为塑造潘金莲而采用的种种笔法，是极为可取的。但是，离开艺术分析，从伦理道德角度，张竹坡只看到潘金莲之淫、狠、贪，是有片面性的。他没有认识到作者塑造潘金莲这一形象的开拓意义。作者从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联系上描写潘金莲，表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自我生命的觉醒。潘金莲对封建伦理纲常是淫荡的反叛、畸型的亵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的反作用。她是个害人者，又是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