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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患难穷愁作者问题，三四百年来，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焦点。
问题与成书是二而一的问题。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评论者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这时期，与研究作者有关的文献，有屠本畯写的《觞政》跋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宋起凤《稗说》、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种。这七八种重要文献，以屠本畯、欣欣子、谢肇淛三家为早。屠、谢的两则约在1607年与1616年。三家有两家提到作者年代为嘉靖（屠、谢。谢云“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卫），有两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两家提到王世贞：屠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云“唯弇洲家藏者最为完好。”都说得非常肯定确实。据此看，世贞与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徐朔方先生确定的成书年代，作者应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与王世贞同时。世贞卒于1590年，到屠、谢记载王世贞家藏抄本时，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约六十岁，谢肇淛四十岁，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王世贞的文学活动的。他们记载了作者的遭际与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许有意避讳而不指明。他们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绪。他们是作者的同时期文人，与作者约为两代人辈份。所以，在考证作者情况时，屠、谢两则材料极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与王世贞、与作者则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云作者是“绍兴老儒”，说明是“旧时”；沈云“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明是“传闻”。这后两位的记载，相对来说，不如屠、谢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有三说：一、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他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金陵与薛冈相交。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间，包岩叟赠寄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凤与薛冈可能共同研究过作者问题，他在《稗说》中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值得重视。宋起凤《稗说》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谢颐《第一奇书序》早二十多年。二、张竹坡较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不主张去猜测作者的真姓名。他认为作者经历了患难穷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有四五处提到与作者有关的问题：1。《竹坡闲话》、《寓意说》、《苦孝说》诸篇评论贯串了孝子作书的观点，但又未指出作者为谁，也没有暗示作者为王世贞的意思。他的“苦孝说”用意在于“洗淫乱，存孝悌”，类似金圣叹“削忠义，仍水浒”，是想给《金瓶梅》披上合法外衣。2。《第一奇书》读法三十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直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既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止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主张不必探究作者姓名。竹坡这一论点，与谢颐《第一奇书序》不同。谢序云：“传为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此说与宋起凤相一致。3。第二十九回旁批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4。第十七回回评云：“夫作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又）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读法五十九条说：“《金瓶梅》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竹坡重视从作品形象实际出发，探究作者的阅历与愤怨，在没有掌握可靠的材料时，而不任意推测作者姓名与书中人物影射某人。竹坡真正把小说作为艺术来研究，反对把作品内容人物当生活事实看，这在小说评论中，也是一个进步。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3）
三·和素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提出《金瓶梅》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思考过作者问题，并掌握卢柟说这一信息。这一信息据传闻，还是据文献，值得探讨。是清初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与王世贞说、王世贞门人说同时流传。《金瓶梅》全书贯串着文人名士的情调，反映了明末文人以儒为主的三教思想，具有文人作者精心构思的美学结构，处处表现出文人观察、感受生活的眼光，而又袭用话本的套子，保留着民间文学质朴的语言风格。这正是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产儿。在明末，文人重视民间性情之声的民歌、词曲等，是一代风气。我国明清通俗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俗到雅、从传奇到写实的发展过程。《金瓶梅》雅俗兼备，正是长篇小说从《水浒》之俗发展到《红楼梦》之雅的中间桥梁。总括二百年的《金瓶梅》评论，集中为一句话：《金瓶梅》新奇，是一部奇书。清初批评家认为“新”是天下事物之美称，新奇才能美。所谓奇，奇在以家庭为中心，写一家又及天下国家；奇在以日常市井生活、普通人物为对象，描写得如在目前，不觉得是操笔伸纸作出来的；奇在以写人物性格的复杂为重点，塑造出的典型性格，不是单一的、静止的、理念的；而是多重的、栩栩如生的；奇在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入世极深，愤怨极深，而又不局限于个人的阅历与怨愁。《金瓶梅》的这些艺术经验及评论家们对它的总结，在小说史、小说批评史上是划时代的。在曹雪芹之前，明清评论家，在实际上已承认《金瓶梅》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革新家。
第八讲 ︽金瓶梅︾续书三种
《玉娇丽》之谜（1）
因为《金瓶梅》流传广，影响大，被称为“后金瓶梅”的《玉娇丽》也特别为人们注目。《玉娇丽》这部可与《金瓶梅》相比肩的长篇世情书，今已佚。只有关于这部小说流传的记载。《玉娇丽》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作者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其艺术成就如何？现在还能不能发现这部小说？是一些难解之谜。关于《玉娇丽》流传的记载，是探寻其踪迹的依据。谢肇淛写《金瓶梅跋》，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他看到的《金瓶梅》是“为卷二十”的不全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谢肇淛称赞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他在跋文最后提到《玉娇丽》：“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乘彝败度，君子无取焉。”（《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从谢肇淛的这一记载可以明确：1。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仿作《玉娇丽》已产生，也应该是抄写流传。2。谢肇淛的记载语气非常明确，他见到了《玉娇丽》全本内容，对此书评价不高，其艺术成就赶不上《金瓶梅》3。“仿此者（指《金瓶梅》）有《玉娇丽》”，谢肇淛不认为《玉娇丽》作者就是《金瓶梅》作者，《玉娇丽》是学步《金瓶梅》的摹仿之作。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载：“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题张无咎作《平妖传》序两种。一为《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云：“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薄，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后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另一本为得月楼刻本《平妖传序》云：“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后署楚黄张无咎述。袁中郎说《金瓶梅》、《玉娇丽》都出嘉靖大名士手，袁中郎并未见到《玉娇丽》，其说显系传闻，不可靠。沈德符读了《玉娇丽》首卷，指出暗寓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这一点极其重要，已引起学者的重视。苏兴先生在《〈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