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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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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3)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
  宋惠莲复杂而矛盾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是自杀而死的,但她不是为来旺而死,更不是为西门庆而死,而是为自我而死!虽说她为西门庆的失信而感到失望,为来旺的受害而感到悲哀,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宋惠莲感到了自我生存的一种深深的绝望。她清醒地认识到在“金瓶梅世界”中本来就没有自我生存的余地;她感到在这个卑污的世界里自己了无寄托,从而感到一种对生存的由衷的厌倦;她看清了西门庆、潘金莲们的嘴脸,感到了孙雪娥、惠祥们的压力,她最后所考虑的仅是自我解脱。这里有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她的自杀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这里面也有忏悔,对自我的失误所做的忏悔。正是这一切,使她的自杀足以震动人心。宋惠莲形象有特具的悲剧意义。从悲剧生成原因来说,惠莲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而从惠莲艺术形象的审美品格及读者鉴赏意向而言,惠莲的悲剧同时也是一种悲愤悲剧。作品通过对宋惠莲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展示,揭露了“金瓶梅世界”之卑污黑暗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情欲膨胀的境遇中是怎样导致一个人的毁灭的。正是这种表现与揭示,使《金瓶梅》强化了社会价值与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人性的沉沦的一份形象的材料。社会的黑暗、环境的污浊强化了惠莲性格中的弱点,使她一步步地走上沉沦,走向毁灭。惠莲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悲剧。惠莲在未曾步入社会之前是纯洁善良的,必然有对于生活的种种幻梦,有着以美貌自恃的虚荣。但她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也许除了美貌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自恃的东西了。生活的遭际更增添了她人生的灰色:被卖、通奸、丧夫、改嫁。她的青春、美貌与充满心灵的渴望成为她唯一可凭的资本。她还要生存于这个世界以得到一丝享乐、一丝满足。她的性格已成为复杂的结合体:自卑而又虚荣,仁爱而又放荡,自私而又向善。矛盾着的对立面统一于她一身。也许淳厚而平凡的环境会使她平静而安适地度过一生。但她所处的世界,却又是那样污浊。在那个肉欲、物质欲泛滥的世界,人们皆以自我的满足作为行为杠杆。惠莲由于轻狂,处处显示自己,得罪了上下关键人物而成为众矢之的,这就加深了她生存的艰难。惠莲带着自己的悲愤,在无人理解的情况下,走向毁灭。她成为那个时代的可悲、可叹、可怜的祭品。惠莲的悲剧是一幕悲愤悲剧。惠莲的意识和行为为卑琐的欲望所笼罩,游离于社会的崇高和正义之外。她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她的个体目的性与社会进步群体目的性缺乏联系。但在惠莲的意识和行为中毕竟存有善的因子,她为自己的情义和良知付出过代价,曾向恶势力的代表提出过抗议。人们在鉴赏惠莲的悲剧时能够引起悲愤、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并会产生一种内省之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惠莲的悲剧称为悲愤悲剧。惠莲性格的轻浮淫荡、乏智浅薄、行为卑琐,使她与读者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从而冲淡了读者的怜悯与同情。又因为惠莲的确在“来旺案件”中表现得有良知、有情义,又敢于直斥西门庆,这样,惠莲的惨痛结局又能引起读者的悲戚。读者一方面惋惜惠莲自杀的结局,认为她即使有诸多行为上的过失与性格上的弱点,也不该遭到如此惨痛结局。另一方面,对扼杀惠莲的潘金莲、西门庆们产生愤恨之情。这就是我们称惠莲悲剧为悲愤悲剧的原因。惠莲在走向毁灭之途时,是“来旺案件”促使她清醒。她感到一种自我生存的屈辱、悲哀与绝望,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层女性自我生存地位与命运的认知上的觉悟。这是兰陵笑笑生现实主义创作功力所在,是他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发现,这对于理解那个时代下层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杨春忠合撰)

  西门庆之死解读(1)

  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的小说人物,是商场上的强者、官场上的贪吏、情场上的豪杰。但是,好景不长,韶华易逝,他三十三岁,适逢事业高峰青春少壮之年暴亡,死得突然。就西门庆之死,有多义性,因而有多种解说。其一,作者的寓意,想通过西门庆贪欲而亡,说明“女色杀人”,以慈悲哀怜之情怀,劝戒世人节制情欲。其二,读者评论家把西门庆作为文学形象看,虽死犹生,其名字可与日月同不朽,以至在现当代,西门庆之知名度,达到家喻户晓,成年人无人不知,甚至于还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物形象。其三,从经济史角度解读。西门庆的暴亡,是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写照。其四,明中后期的皇帝,多因纵欲而早亡。正德帝武宗朱厚照,年三十一岁,咯血而死。所以有学者认为西门庆形象影射明武宗。西门庆死后,热结的十兄弟们悼念西门大哥,请水秀才代写一篇祭文。祭文是一篇男根文化的戏谑之文,把西门庆当作了性的化身、性的符号,是“坚刚”的,在“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就是一个坚硬的大阴茎。西门庆死的同一时间,正妻吴月娘生下孝哥。好友应伯爵来吊丧,要拜见吴月娘,才知道“同日添了个娃儿”,感到“愕然”。崇祯本评语说:“愕然是主何意?读者且细推详。”西门庆死了,其生命在延续,托生为孝哥。结局让孝哥被普静和尚幻化,孝哥是西门庆的化身。做了和尚,走向禁欲之路。这是中国古代性小说的一种模式。在《肉蒲团》中,未央生在情场有类似西门庆的经历,最后听从孤峰和尚的劝戒,自阉,出家当了和尚,也是走上禁欲之路。作者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是,对掌握了性科学知识的当代人,是没有说服力,产生不了畏惧心的。只要身体健康,精力允许,三十岁左右的男性,与妻子性伴侣做爱的频率,可以三两天一次,也可以每天一次,因每个人的性天赋不同,差异是会很大的。兰陵笑笑生是个古典性学大师,他非常懂得性有益健康、可益寿延年,而且可以益精补脑(阴茎是独特的神经热区,来自阴茎的信息量非常强大,暂时左右人的大脑,能增加大脑处理刺激的
  能力)、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七损八益、施而不泄。西门庆暴死在女人身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编的寓言故事,对擅长写实的作者来说,这故事却不具有写实性。西门庆形象可与日月同不朽,是清光绪年间赵文龙的解读。他在第七十九回评语中说:“《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作者借用《水浒传》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对《水浒传》有批判与发展。在《水浒传》中武松为主,西门庆、潘金莲为宾,是为衬托英雄武松除霸与守兄弟之伦理而存在。在实际生活中,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并不一定很容易除掉。为了表现武松的勇武正义,还是理想化地让武松打死了西门庆。《水浒传》没有着笔表现西门庆的性格,只是一个过场人物。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成为百回长篇的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退居次要地位。《金瓶梅》不再是传奇英雄武松们的世界。而是来自明中后期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追求情欲财色的西门庆、潘金莲们的世界。西门庆形象集富商、官吏、情场能手于一身,而主要身份是商人。作者把商人作为长篇的主角,又把其思想性格写得复杂多面,这是作者的开拓。西门庆形象出现在十六世纪,贾宝玉典型产生在十八世纪,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西门庆典型形象,是作者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伟大贡献。明清小说家有很强的史传意识,他们的小说观念与今天不同,他们写小说的宗旨目的,与今天也不同。他们视小说为稗官野史,为国史之辅,以之翼圣,以之赞经,甚至可以医王活国,即用小说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一般性的宗旨则是劝善惩恶。兰陵笑笑生绝不是闲暇无事而著书,而是发愤著书,有为著书,藏大悲愤于心,“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因此,前人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作者必遭司马迁之厄而著书。今天的读者面对《金瓶梅》也在发问:作者在当时有奇耻大辱?还是受到致命的迫害?还是血淋淋的现实触动了他?探寻作者的遭际、了解作者著书的直接政治目的,这可能是我们揭示奥秘,接受西门庆形象的一把钥匙。西门庆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试看明代人的感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云:“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
  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为什么欣欣子在序文开头已指明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在结尾再次说明此点,唯恐读者不解其中味,不理解作者著书之目的。为什么在再次点明作者著书有特指的目的之时,提出“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显然,暗示作者经凶祸、蒙耻辱的经历。廿公《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鉅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此话除说明书作于嘉靖(明世宗)时外,又说明作者直斥时事,有针对性的具体创作目的。谢肇淛《金瓶梅跋》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肇淛在以下的跋文中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称赞小说为“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谢肇淛不会把《金瓶梅》看做金吾戚里门客的实录,但“托之西门庆”,即是说西门庆典型有生活原型为依据。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作者沉冤,与欣欣子所云“经凶祸”、“蒙耻辱”是相一致的。以上四位明代文人提供了我们研究《金瓶梅》小说创作素材、作者生活经历遭际、西门庆形象的原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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