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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
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
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
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
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
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
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
，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
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
，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
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
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
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
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
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
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
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
，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
，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
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
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
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
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
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
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
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
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
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
“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
》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
。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第35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2）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
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
。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
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
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
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戮矣
，则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缚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兄弟有斗于室者，唾涕泣而道之，
苟能息争，谦让之，拜揖之，可也。一旦明火执刀者夺门而来，视耽耽而欲逐逐，方将奴隶犬马我兄若弟
，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为也。《弯弓集》之作，亦如是而已
矣。
父亲在“自序”和“跋”中的语言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父亲用了两个月
时间创作的《弯弓集》包括《咏史》诗七律四首，《健儿词》七绝七首，短篇小说《风簷爆竹》、《以一
当百》、《最后的敬礼》、《仇敌夫妻》、《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再版时收入）；笔记九篇：
《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
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在小说里，父亲大力宣扬武装保卫祖国和民族精神；九则笔记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如把满载着敌人军
火和4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人车同殉的胡阿毛，就是安徽人王亚樵的司机。父亲在书中赞颂胡阿毛
爱国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父亲在《健儿词》里高声赞美：
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
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
他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
背上刀锋有血痕，更衣裹剑出营门；
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
笑向菱花试战袍，女儿志比泰山高；
却嫌脂粉污颜色，不佩鸣銮佩宝刀。
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为了《弯弓集》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是他自费出版的，在父亲一生出版的小说
和散文集，自掏腰包出书的事，只有这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不仅如此，父亲为了扩大宣传，他又把《
弯弓集》中的小说、诗、剧本分别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还把电影剧本《热血之花》改编为同名小
说，真个是用心良苦。然而在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却受到了钱杏邨先生的着意批评，说父亲写“国难小说
”是“胡话”的“自我陶醉”，“是没有‘出路’的”。是不是“胡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钱先生的
大作和《弯弓集》对比着读，还是饶有意思的。不过，钱先生在大作中有一句话还是准确的，那就是“张
恨水在这一次事变中，写作的特别多”。其实父亲在“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要在当时抗日
小说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出现“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不管别人对父亲如何批评，他都不作一声，没有时间，也不愿回答，仍然埋首写他的国难小说，巧的是
上海的《申报》也来约他写稿，父亲以忙为借口，就谢绝了《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的敦请
，但周先生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
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这话说得有理，而且很诚恳，父亲就坚持不写了。但周瘦鹃
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亲写稿，父亲不得不让步。上海报纸的副刊界，向有“一鹃一鹤”之称，“鹤
”就是上海《新闻报
》的严独鹤先生；“鹃”则是上海《申报》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不断写信要父亲帮忙，非常诚恳地要父
亲看在友情的份上，为上海《申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终于是情不可却，便为他写了《东北四连长》
，连载于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上。写这部小说是有些巧合的，父
亲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的军事小说。巧的是他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正
好闲居北平，时常到家里来看望他。父亲便向他询问军人的生活及军事常识，而且还让他写了一篇报告。
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东北战场
上光荣牺牲了，这是有意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点讽刺。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著名硬派电影明星王次龙
曾想改编成电影，终因时局日益严重，没有拍成。抗日胜利后，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书。而父亲再看原
稿，觉得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幼稚可笑，于是又做了部分改写，把立意也做了调整，原书中的作战部分完全
删去，着重描写由于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归结于人道主义的感慨，书名也改
为《杨柳青青》，取自《随园诗话》中“杨柳青青莫上楼”的独句诗，此书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
，3年内即重印了3次。
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
。父亲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