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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总有五个或者八个吧，不会更多了。”
“好的。就算他们有八个，头头会对他们喊一声：瞄准，我就看见有八个枪口对着我。我想，到那时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所有一切，我都想像得出来。啊，你真不知道我多么能想像所有的这一切。”
“得啦！”我对他说，“我也想像得出。”
“那一定很遭罪。你知道，他们专瞄准眼睛和嘴巴，把面孔打得稀巴烂，”他恶意地这么说，“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那些伤口了；一个钟头以来，我的脑袋和脖子都感到疼痛，这并不是真正的疼；但比真疼更糟，这是我将在明天早晨遭受的疼痛。可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很理解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装出不理解的样子。至于那种挨枪子的痛楚，我也感觉到了，在我的身体里，仿佛有那么一簇小伤口在隐隐发疼。这种感觉，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和他一样，不把这看得很重。
“在那之后，”我狠狠地这么说，“你就入土呗。”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但眼睛始终盯着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好像没有在听。我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我们想什么，他不感兴趣，他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生生被死折磨的身体。
“这就真像在噩梦里一样，”汤姆说，“你想思索点什么，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就要达到目的了，就可以进行理解了，但思绪一下又溜走了，你再也找不到它，它丢失了。我对自己说，在那之后万事皆空。但我竟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好些次，我几乎能够理解了……但思绪又再次丢失，我于是又重新开始去想疼痛，去想子弹，去想放枪声。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我绝不会神经失常。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况。我竟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本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看见我的尸体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来，我必须做到再进行思索，思索在那之后我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东西，而世界仍然为活着的人们继续存在。巴普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思索这个。你可以相信我，我过去也曾彻夜不眠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完全不同，它突如其来，我们没法事前有所准备。”
“闭嘴，”我对他说，“你要我叫一个神父来听你的忏悔？”
他不答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渐渐在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自居为预言家在说话，并把我称为巴普罗。我很不喜欢这样，但是，看来爱尔兰人皆都如此。我模模糊糊觉得他身上发出了尿臭。实际上我对汤姆一直并无好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仅仅由于我们将一道去死我就要对他增加好感。如果是同别的人，情况就不同了，譬如同拉蒙·格里，情况就会不同。但是，在汤姆与余安之间，我却一直感到孤独。我倒觉得这样更好些，因为，如果我跟拉蒙在一起，我也许会多愁善感。然而，现在我却坚强得可怕，此时此地，我要继续保持这种坚强。
他不断喃喃自语，心神恍惚。他说话肯定是为了避免进行思索。他身上发出冲人的尿味，就像害前列腺疾病的老人那样。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所讲的那些，我也可以讲，因为，我们的死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自从我肯定非死不可后，就再没有一件东西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了，这堆炭屑、这条长凳、这彼德罗的那张狗嘴，没有一件是自然的。只不过，我不高兴去想汤姆所想的那些事。而且，我很清楚，整个夜晚，差不多每隔五分钟，我们都同时想着同样的事，同时流着汗，同时打哆嗦。我偷偷地瞧他一眼，第一次觉得他很奇特，他已经把死亡摆在他脸上了。我的自尊心也感到受到伤害：二十四个小时以来，我生活在汤姆的旁边，我听他说话，我也对他说话，而我又知道，我俩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却像双胞胎兄弟那样相像，仅仅因为我俩将一道去死。汤姆抓住我的手，但眼睛并没有望我：
“巴普罗，我问自己……我问自己，人是不是真的会消灭？”
第三部分：墙“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我把手挣脱开，对他说：
“瞧你两只脚底下是什么，混蛋！”
他两脚之间的地上有一摊尿，从他的裤子里，尿还在不断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奇地问。
“你在裤子里撒尿啦！”我对他说。
“你胡说！”他愤怒地说，“我根本没有撒尿，我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比利时人走过来，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
“你觉得痛苦吗？”
汤姆没有回答。比利时人看着地上那摊尿，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凶暴地说，“我向你们发誓，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比利时人不作回答。汤姆站了起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撒尿，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扣裤子，他又坐下来，再也不说话，比利时人又在他的小本上做记录。
我们都瞧着他，连小余安在内，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有活人的姿势动作，他有活人的烦恼，他在这地下室里冷得打哆嗦，就像所有的活人在此条件下应该打哆嗦一样；他还有一副营养充足、控制自如的肉身。而我们这三个人，对自己的肉身，却已经不再有多少感觉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我很想摸摸自己的裤子，摸摸自己的两腿之间，但我不敢；我瞧着比利时人，他靠两腿支撑曲着身子，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我们这三个人在这里，只是三个丧失了血肉的幽灵，我们都盯着他，要从他那里摄取生命，就像吸血鬼那样。
他终于走到小余安身边。他想抚摸小余安的颈项，是因为职业的需要还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冲动？如果是发慈悲的话，那也是他在整个夜晚惟一的一次。他抚摸了小余安的脑袋与后颈。小家伙任他抚摸，眼睛一直望着他；而后，突然抓住他的手，面带一种古怪的神情。小余安用两手把比利时人的手握着，这两只手可不招人喜欢，像一把灰色的钳子紧紧夹住比利时人那只红润、胖乎乎的手。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汤姆大概也有些担心，但比利时人沉浸在对方的热情之中，他像慈父一样地微笑着。不一会儿，小家伙把这只肥厚红润的手抬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去咬。比利时人迅速挣脱开，踉踉跄跄退到墙前。他恐惧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大概突然发觉了我们和他已不是同样的人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看守吓了一跳，另一个看守熟睡未醒，但他的两眼仍大大张开，露出他的眼白。
我既感疲倦又过于激动。我不愿再去想明天黎明将发生的事，不愿再去想死亡。去想，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只会使我得到一些词语概念与一片空虚。但是，只要我试着去想别的事，我就看见许多枪口对着我。我这样体验被处死的滋味大概总有二十次以上；有一次我甚至以为是真的亲临其境了，其实只是睡着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我拖到墙跟前，我不停地挣扎；我向他们求饶。我吓得惊醒过来，我瞧了瞧比利时人，我担心刚才我在梦里曾发出惊叫。但他在捻弄他的小胡子，肯定他未曾注意到什么。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相信还能再睡一小觉，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了，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不想失去我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天一亮，他们就会来叫醒我，我睡意犹浓地跟着他们走，我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给毙了，我可不愿这样，我不愿像头畜生那样死掉，我想搞明白死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害怕睡着了再做噩梦。我站起身来，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并且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回想我过去的生活。一大堆回忆一涌而来，其中有好的回忆，也有坏的回忆——至少我从前是这样将它们分类加以称呼的。回忆中出现好些面孔与好些往事。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的面孔，他是巴伦西亚城过瞻礼节时被牛顶死的一个新郎；我想起了我叔叔伯伯中的一个，拉蒙·格里的面容。我也想起了一些往事：我怎么在一九二六年失业了三个月，我怎么饿得差一点丢了命。我想起了我在格林纳达岛上一条长凳上度过的那一夜，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我烦躁而又愤怒，我可不愿饿死。这段回忆使我微笑起来。我过去是以一种多么狂热猛烈的劲头去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曾经想要使西班牙获得自由，我崇拜庇·伊·马卡尔庇·伊·马卡尔（1821—1901），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我曾经在好些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认真，仿佛我是永垂不朽的。
此时此刻，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在把自己的一生摆在我的面前，并且这样想：“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扪心自问，过去我怎么能够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打打闹闹呢，如果我那时想像出今天自己会这么完蛋，我是绝不会动一个小指头的。我的一生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它已经结束，就像一只口袋已经封了口，不过，装在其中的一切都并未完成。有那么一刻钟，我也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个评判。我很想对自己说，这是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对我的一生做出评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图；过去，我把我的年华都用来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轮廓，反倒对什么都没有真正弄懂。眼下，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因为本来我所舍不得的东西的确有一大堆，如白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夏天我在卡迪斯附近一道小湾里的沐浴，而现在，死亡已使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不值得我留恋。
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
我没有吭声。汤姆等了一下，然后好奇地打量打量我：
“你不送个信给龚霞？”
第三部分：墙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我对他这种亲昵的帮腔十分反感：不过，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在昨天晚上曾主动跟他谈起龚霞，我本该控制住自己。我与她相处已有一年，即使是昨天，为了能再见到她五分钟，我也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臂。正是出于这种渴望，我对汤姆谈起了龚霞，这种强烈的渴望，我实在难以控制。而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我也再无话要对她说。我甚至不想把她搂在怀里，因为我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它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它汗流不止，而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此情况下不厌恶她的肉体。龚霞如果知道了我的死讯，她是会哭的，在几个月以内，她将痛不欲生，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去死。我想念起她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从前，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