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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居民。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第三部分：墙理解死亡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射进我的身体。所有这些想像，与真实情景是两回事；我很镇静，因为我毕竟还有整整一夜去理解死亡。过了一会儿，汤姆停止说话了，我从眼角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变成了死灰色，样子很凄惨；我想：“事情开始了。”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昏暗微弱的光从气窗透进来，那堆煤炭在天空下形成黑污污的一大堆；从顶板上的那个圆窟窿朝外望，可以看见一颗星星，今夜将是晴朗而寒冷的。
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两名看守。他们身后跟进来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哔叽军服。他向我们行了个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批准在今晚这个痛苦的时刻来给你们提供帮助。”
他的语音清晰悦耳。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将尽我的可能，减轻你们在今夜几个钟头里的精神负担。”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医院里还有好些别的犯人，整个医院都关满了犯人。”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含含糊糊答了一句。
“哦！你们爱抽烟吧，嗯？”他赶忙改变话题，“我有香烟，还有雪茄。”
他给我们递上英国香烟与上等雪茄，但我们拒绝了。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显得很不自在。我对他说：
“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冷酷的眼光。突然，我明白了，我用手去摸自己的脸，我发觉自己已被汗水湿透。在此地下室，正值严寒季节，冷空气不断流通，而我却在出汗。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由于出汗，头发已黏结得像毛毡；这时，我又发觉，衬衫也湿了，扒附在我的皮肤上：原来我出汗至少已有一个钟头之久，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这却逃不过这个比利时猪猡的注意；他早就看见汗珠在我脸上滚动，他一定这样想过：这是准病理的精神恐惧状的表征，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处于正常状态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他感觉到冷，他没有出汗。我真想站起来，走过去把他的狗脸打得稀巴烂，但是，我刚动了一下身子，我的羞恼与愤怒就消散了；我又颓然在长凳上坐下，心里无情无绪，一片漠然。
我只满足于用手帕揉擦我的脖子，因为现在我感到汗珠从头发里流到了颈项，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多久，我就放弃了揉擦，擦也没有用，我的手帕早已经拧得出水来了，我仍然在不断流汗。甚至屁股上也流汗，我湿透了的裤子已粘在板凳上。
小家伙余安突然开腔说话：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是不是痛苦……要很长时间？”
“哦！在……的时候吗？不，不，很快就会完的。”比利时用一种慈父般的声调这么说。
他那神情就像在安慰一个付了就诊费的病人。
“但是，我……我听别人说……经常要发射两次排枪。”
“有时的确要打两次，”比利时人点点头说，“第一次排枪可能没有命中要害。”
“那么他们要重新上子弹，再瞄准一次吗？”
小家伙考虑了一下，又用沙哑的声音加上一句：
“这可很费时间！”
他非常害怕咽气时的痛苦，他一心只想这件事，这在他那样的年纪，是很自然的。我却对死想得不多，我的汗流不止，并不是因为对咽气时的痛苦心怀恐惧。
第三部分：墙生活在噩梦里
我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那堆炭屑旁。汤姆吓得一跳，他向我投射了憎恨的一眼，因为我的鞋子发出嘎嘎声，惹得他发了火。我心里捉摸着，自己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已经面无人色了，我看见他也在流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任何光线射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得见大熊星。但是，此时此地，我的感受与前几天完全不同了：前天，我从总主教府的那个地牢里，也可以望见一大片天空，那一天的每个时辰都唤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天空一片寒凛的淡蓝，使我想起大西洋之滨的海滩；中午，我望见太阳，就想起塞维尔的一个酒吧间，在那里我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吃鱼与橄榄；下午，我被笼罩在太阳的阴影下，这时我就想起被深沉阴影笼罩着的半个竞技场，而另外半个竞技场却在阳光下明媚灿烂；像这样从头顶上的天空来想见世界各地，的确令人难过。而现在，我仰望天空，愿意望多久就可以望多久，天空已不再勾引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愿如此。我又走回去，靠近汤姆坐下。一大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汤姆低声说起话来，他经常需要说话，他不说话，就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我想，此时他是在对我说，可他并没有瞧着我。毫无疑问，他是害怕看见我这副面无人色、汗流不止的样子，我们俩人一模一样，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比两面镜子更糟。他瞧着比利时人，那个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你，”他说，“我，我搞不明白。”
我也低声说起话来，我也望着比利时人。
“怎么，有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会碰见我也弄不明白的事。”
在汤姆周围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我觉得我的嗅觉这时对气味比往常更为敏感，我冷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事不大清楚，”他固执地说，“我倒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说，先要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是吧，接着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总有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