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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四清”开始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
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
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
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
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
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
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
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
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
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
吓人，似乎农村干部“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
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
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
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
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
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
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
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
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
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
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五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
的“五·一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
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
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
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
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
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二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
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
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
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我看到过成
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
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
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
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
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
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
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
第十三章
给主席上书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和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
是多么的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
造反有理”。
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
我的刺激很大，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
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
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
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
力行为。
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
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
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
他们当作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
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
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
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
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
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
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
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
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
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
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
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只想有个温馨的家
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所
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
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
业余明星
产生这些误解其实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经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之一大
概是那时候，文艺萧条，人们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个样板戏。外国的除了阿尔巴尼
亚、罗马尼亚电影，更是少得可怜。于是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就成了人们看到一
点新奇事物的一个主要渠道。而我们这些天天出入外交场合的人便都成了“业余明
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之后的尼克松访华，更使我们这些参与
者名噪一时。记得1972年2 月底尼克松访华结束从上海启程回美国之后，我们在上
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结伴上街，没想到街上的行人竟来围观，并能叫出我们每个人
的名字，可见当时这些每日的电视新闻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拥
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翻译，但他（她）们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当年那样为人熟知了。
新闻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识阶层中四十岁以上的不少人对我尚
有印象，大概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报道造成的。由此，人们很容易认为我是个
喜爱社交的活跃人物。多年前，一位新闻界朋友问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么？我说：
“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女强人’那一类的女人，一定
胸怀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真实内心世界，
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实，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让我有个
舒适的环境读读书，为丈夫、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你能相信吗？可惜，这个愿望
我一生都未实现。”
第十四章
逼上梁山
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捉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
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
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
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之后，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
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
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
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同学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
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
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
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
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父亲与毛主席有交情，
我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
不在话下。他们大概怕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
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
地问我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我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
是我获准回家取“证明”。我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1964年给父亲的信，其中最
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我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学
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九评”英语翻译本。支队长表现出对毛主席十分的虔诚
和对我的羡慕。此后，我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
这个举动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
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
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
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就这样，我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
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
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为民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