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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
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
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
Uncle 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
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木子口一”事件
终于，有一天，老何神态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讲了许多对党必须忠诚老实的大
道理，然后单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会关系时有隐瞒。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说
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老何说是我自己的关系。
我更懵了，我才十八岁，哪里来的什么复杂海外关系。我急得哭了，我说：“我真
的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老何说：“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组织上点出来，不
过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厉害，心想就因为想不起一个什么社会关系，
我这一辈子都完了！我说：“老何。你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老何提高了嗓门，
对我说：“我问你，那个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么关系？”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
我说我根本不认识日本人。
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但这种笑话竟差一点影响了一个年轻的十八岁
女孩的一生。老何说我有一本书是一个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见到
这本书，而且问过我，我当时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问我
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在题字时自称“谣校校长”，称我为“教务长”。当时我对他说
我和这个日本人办过一个“谣言学校”，他是校长，我是教务长。老何把这件事记
得很牢，在这次“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一直等待我交代这“谣言学校”和这个
“日本人”的事情。
我听完老何所说，破涕为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老何叫我严肃点，可我实在
严肃不起来，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厚
厚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译本。我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
中学同学李中见到了，随手开玩笑地在扉页上提了两行字：一行是“赠给谣校教务
长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谣校校长木子口一”，“谣校”来自我们当时正在读的
一本著名英语喜剧“SchoolforScandal”（《谣言学校》，英国著名作家谢里颐著），
而“木子口一”则是“李中”两个字拆开后变为类似日本名字的四个字的玩笑！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玩笑几乎成了断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们当
时只有十八岁，如果是三十八岁，恐怕老何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会追问下去，同时，
也幸亏老何是个公正的老共产党员，因而除了批评我今后不可开这种“政治玩笑”
之外也就没有再难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
1954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政治问题
是很令人生畏的。
第十章
跻身于政治斗争中
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虽然积极申请入党，但我却从来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
入党、入团是当时每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很少想到加入了共产党意味着从
此跻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
1957年1 月6 日，英语系党支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一天是我
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纪轻轻的我竟失眠了，我写了长长的一
篇日记，憧憬着壮丽的未来。我真的觉得从那一天起，我以庄严的誓言把我一生贡
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当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的申请时，我流泪了，那是一个
年轻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真挚的眼泪。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意味
着我将用我的知识为我的伟大的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我会卷入到共产党
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
八层地狱。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后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
大学生活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
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
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
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
就在那几年宽松的气氛中，我们得以读了很多书。我喜欢文艺作品，因此读得
最多的是小说。英国19世纪末的作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时代，
我在上海的电台中听了广播剧《水仙花》，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可是感动得泪流满
面。到了大学才读了它的原著《简·爱》。我的一生感情无形中受到这本书的很大
影响。那种对爱情的坚韧和自我牺牲，似乎一生都在影响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
冠华饭后从家里的饭厅出来，我拉着他的手。那时冠华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但不知
为何他突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讨饭。”我
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罗切斯特双眼失明，穷困潦倒后，简·爱回到他身边，终身陪伴
他的情景。我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丢了官，我跟你回家种地，你眼睛瞎了，
我拉着你。”说这话时虽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们处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都
觉得不轻松。不幸的是，后来这些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冠华丢了官，又身患绝
症，我们经济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实现了自己对爱的承诺。我们
无数次地批判资产阶级文学对我们的毒害，而我内心深处却常常觉得在那些被划入
资产阶级的文学中有着许多人类共有的崇高美德……
追忆飘去的岁月
我自幼就爱幻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体验过家庭的亲情与温馨，所以我把一
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把自
己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买书，于是就
每天下午坐在书店的取书阶梯上不花钱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说，有巴金的、曹禺
的，也有无名氏的。这些书看多了就更丰富了我的幻想。于是，当母亲沉湎于麻将
桌上，没有人过问我的时候，我就爱爬着狭小的楼梯，钻上三楼的平面屋顶，靠坐
在一面墙旁，或者看小说，或者就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任凭自己的感觉倘佯在想
象的自由天地间。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鸟群，无忧无虑地飞翔在广阔天地间；我
也幻想有朝一日，摆脱这沉闷的家庭，去创造自己的幸福。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
的演员，因为那时候我着迷般喜爱话剧艺术；也许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许是
个钢琴家，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能学习钢琴。我也幻想过我会得到世上最最纯洁美
好的爱情。
第十一章
戏剧性的人生
后来，我随家庭到了北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好幻想，
不过想的是去朝鲜打仗，即使是牺牲在沙场上，也是壮丽的人生；我激动地念诵过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也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前，我又幻想报考清华水利系，做一个新
一代的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将来是新中国的梁思成……
我惟独没有幻想过的是我会搞外交，也没有幻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叱咤风云的外
交部长，自己也成了一个“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
卷入政治的漩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
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
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
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教毛主席学英文
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70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主席的家宴。这
次见到主席，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所未料的。
主席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
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
毛主席。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四位湖
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
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他孙女王海容，
父亲带我去了。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主席还问了我
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主席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
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
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我随父亲去过一些毛主席出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
绍我同毛主席握过手。但这一次我竟在只有十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
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
教主席。”主席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没想到，一周之后，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
同我说妥的，要我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
里。于是从1963年末始，我每个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点英语消遣。
到了1964年春节前夕，有一次在学完英语陪主席一起晚餐时，毛主席对我说春
节过后，他要巡视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
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史记》，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我非常兴奋！能有毛主席教我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也
很高兴。我立即去书店买了《史记》，等待着春节后主席通知我动身。
没想到，大约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书来了个电话，说主席决定取消南行计划
了。我好失望！我那时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我还有
机会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
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第十二章
“四清”开始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