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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茅盾埋头灯下，花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活之一页》，在重庆《新民报晚刊》连载。他把每期报纸都剪下保存好，国灰这是他专为纪念爱女亚男而作的。
这年8月，是沈霞逝世的一周年，茅盾在写《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一段文字，表达怀念女儿的深情。他说，女儿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下地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五十、喜晤玛娅访同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盾经香港回到上海，住进大陆新村6号。
8月初，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来到上海，交给茅盾一封邀请他和夫人去苏联观光的请帖。这请贴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发出的。
经过一番周折，10月下旬，他从南京外交部拿到了出国护照。于是，他和夫人便忙着打点行装，购买准备送人的礼品，又连着出席各种饯行的宴会。
1946年12月5日清晨，茅盾夫妇在戈宝权、苏联大使馆随员克留可夫等人陪同下，坐车来到江海关第三码头。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傅彬然、臧克家、葛一虹、任钧等送行的人，把他俩送上苏联的“斯摩尔纳号”轮船。朗诵临别赠言、题诗留念、拍照、话别，茅盾夫妇和送行的朋友依依难舍。中午过后，轮船鸣笛起碇了。
“斯摩尔纳号”经过五天的海上颠簸，于12月10日下午进入海参威港。
三天后，茅盾夫妇乘上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他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连续十二天乘车坐火车，因而使我得以饱览西伯利亚冬季披着银装的无穷无尽的平原和森林的景色。”
25日清晨，他俩抵达莫斯科。邀请他们访问、观光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派了副会长卡拉介诺夫、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到车站迎接。叶洛菲也夫通晓英语和汉语，专门陪同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
第三天下午，中国大使馆女秘书胡济邦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便宴。”这使得茅盾夫妇改变了次日的安排，前往拜会了傅秉常。
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
除夕下午2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他们下榻的旅馆设宴，介绍茅盾和莫斯科的苏联作家见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吉洪诺夫、列昂诺夫、戈尔巴托夫、苏尔科夫等人。西蒙诺夫在外地，没有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派来了代表，他告诉茅盾：法捷耶夫在郊外休养，邀请您和夫人出席1月2日苏联作家协会为您举行的茶会。
在席上，坐在他旁边的吉洪诺夫说，他还记者茅盾在1936年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列昂诺夫为他们表演了三十年前学的一套中国戏法：“仙人搬豆”。
元旦中午，叶洛菲也夫来拜年，又对茅盾说：“我还要送您一件礼物。”
茅盾正想说“何必客气”，却见他向外招招手，说了几句俄语。一个矮小的中国姑娘进来了，原来她是玛娅──弟弟泽民的独生女儿！自己的新侄女！头一次见面，怎不令他感慨呢。
孔德沚一见到玛娅，想起了去世的泽民和女儿亚男，顿时时哭了起来。
叶洛菲也夫见这情景，便向茅盾告辞，走了出去。
这时，茅盾见妻子抱住玛娅细细端详，问着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娅听不懂，因为她不通中国话。他便问玛娅懂不懂英语，她也摇摇头。忽然他想起来时准备了一本俄英、英俄两用字典，还没有用过，急忙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他先从英文找出一个字，叫玛娅看俄文解释，再由她找出一个俄文的字回答，他看英文的解释。
通过这样艰难的“交谈”，茅盾夫妇弄清了几个最简的问题：玛娅今年二十岁，在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
玛娅也了解了他们的一情况，知道了祖母已去世，用俄文给她写过信的姐姐亚男也去世了，哥哥阿桑在解放区工作。
她说，她母亲（张琴秋）从东北给她来过信。
中午了，茅盾夫妇留她吃午饭。玛娅不肯，他感到可能学校有什么规定，但是茅盾和妻子还是硬拉她去餐厅，请侄女吃了一顿法国大菜。看着侄女吃得那么有滋味，两人眯着笑眼，打心底里高兴。茅盾想，看得出，这要丰盛的法国大菜，她有生以来还从未享受过。
临走时，玛娅通过两用字典对他们说，明天带了翻译再来。
第二天下午，她带来了两个男青年，一个是张太雷的儿子，另一个是刘少奇的儿子。靠了这两个翻译，茅盾夫妇和她的谈话方便多了。他对侄女谈到他们的家族，他们这些年的经历，沈泽民的一生，还谈到了国内的形势，又问了她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又叫玛娅来玩了几次。对他这个唯一的侄女，茅盾怀有很深的感情。
他说：“玛娅是很可怜的，她刚出世，父母因要回国搞革命，不能带着她，就把她一人留在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等于是孤儿。现在看到她长得很结实，──她爱好运动，又上了大学，我们总算放心了。”
下午，他和妻子出席了苏联作家协会的茶会。叶洛菲也夫向他介绍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娜塔霞，从前就住在这幢房子里。
从1月3日起，紧张的参观活动开始了：去红军博物馆、列宁图书馆，上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访《儿童真理报》编辑部、红十月工厂……。
晚上，经常是观看文艺演出。5日晚上，主人安排他俩去欣赏苏联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茅盾第一次看芭蕾舞，也是第一次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他说，“我被那美妙的音乐、迷人的舞姿和瑰丽的场面所征服，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在日记里又写道：“《天鹅湖》第一次在‘大戏院’上演，为一八七七年。那时的观众不用说都是贵族和富人，可是今天同在大戏院上演，观众却是工农子弟了。这些人，在当年恐怕连远远站着望一望大戏剧的都是不许的。”
后来，他们还去“莫斯科列宁勋章马戏院”观看了马戏。
莫斯科气候寒冷，主人见孔德沚几次患感冒，就派人陪同他们先去南方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访问，参观当地的革命遗迹，观看民族歌舞和话剧。
一个月后，回到莫斯科，茅盾急于访问几位苏联作家，这是他“访苏的一个重要目的”。
叶洛菲也夫对他说，已经为他作了安排，卡达耶夫、马尔夏克、西蒙诺夫、吉洪诺夫都在莫斯科。
2月15日，大雪纷飞。中午，叶洛菲也夫和翻译史班诺随车来接他和夫人前往卡达耶夫住的公寓。茅盾对这位作家比较熟悉，是他的小说《团的儿子》的中文译者。
两人一见如故。茅盾带了一部中译本《团的儿子》──上面有签名和图章，送给主人。
卡达耶对中国的图章很感兴趣。他也拿出一本最新版的《团的儿子》，题上字签了名，回赠给茅盾。于是两人从这部小说的创作开始了交谈。
“你在《团的儿子》里写了炮队军官──叶拉吉耶夫上尉，这一位炮队军官太可爱了，跟凡尼亚一样的可爱。你挑中一个炮队军官作为这部小说的重要角色，是不是跟您青年时代曾在炮队服务过有点关系呢？”茅盾问。
卡达耶夫回答：“我倒没有想起过。”可是他承认，一个人往昔的生活经验的印象，“常常会场写作时忽然来了，──并不是你特地召它来，而且在它忽然来了以后你也还不觉得呢。”他说自己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这篇小说里，用玉蜀黍来比拟一个女子的牙齿，为什么会用到这样一个比喻呢？“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后来记起，这是我幼年时的一个印象。”
对于他的构思、搜集材料，茅盾也发生了兴趣。得知这位作家平时像契诃夫一样也写笔记，已积有二十多册。
卡达耶夫问茅盾是否写笔记。
“平常我是差不多不写笔记的，只在构思一篇作品的时候，这才做起笔记来，──这实在就是那作品的大纲了。时时修改，最后的形式也许和最初的完全两样。”
他们还谈到了方言和文学的大众化、民族性。
第二天，茅盾夫妇去访问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他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作家已有孙子，家里的客厅很大，摆满了书架、钢琴等物，和卡达耶夫一样，有着专用的书房。想起自己在上海的家，卧室兼书房，只有他们的一间书房那么大，不禁感慨得很。
对于马尔夏的儿童文学作品，茅盾极为称赞，说是写出了“全新的作童文学”。
过了一日，他和妻子冒着严寒到西蒙诺夫家访问。会客室的方桌上已摆好了各种点心和瓶酒。好客的主人邀他们举杯，为中苏友谊和中国进步作家们的胜利干杯。
酒是甜的，茅盾却只能抿一口，便放下了酒杯。
西蒙诺夫见了，笑着说起他游历捷克时的一则“见闻”：在布拉格一家酒店的墙上，有这样的铭辞──“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吧！”说着又对他举起酒杯。
“这个铭辞应该还有半段，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应当试一试如何而渴死。”茅盾也笑着举起杯。茅盾知道西蒙诺夫这时年方三十一岁，已得过四次斯大林文学奖金，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对于他谈话如此直爽、风趣，感到很亲切。
在临告别时，茅盾又向主人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处女作是什么？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西蒙诺夫说他少年时在飞机厂工作，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吊儿郎当，使得父亲很生气。至于处女作，他说：“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那是用诗体给一个女子写的一封情书。自己以为是很用心写的，可是没有结果。所以这‘处女作’是失败了！多年以后，才用诗体来写作。这回不是情书，而是历史，对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尼夫斯基。”
两人都哈哈大笑。茅盾想，下次写访问记，这可是个生动的材料。
吉洪诺夫，是茅盾在苏联访问的最后一个作家。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殷勤接待了他和妻子。他看到吉洪诺夫的书桌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小玩意：木、石、牙、雕刻、泥塑、人像、飞禽、走兽、花瓶，什么都有，而人像尤其多。其中的一个青田石雕的山水形笔架，把他吸引住了。
“这是中国的，”吉洪诺夫说。
“而且还是浙江的，所以我特别感到亲切。”主人从书架上限下一尊泥塑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