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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以群说她不会打。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出去了。
“好危险哪！”茅盾妻子轻声喊道。
“刚才那个不肯走的日本兵不得不走，是因为另一个警告他，点名的时间快到了，要看打牌回头再来。”叶以群说。
茅盾感一打不下去吧，可能招来更多的日本兵，会出麻烦；不打下去，要是两人再来，他们会借故生事，也要弄出麻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之的妻子说：“和豺狼同居，终究不能够安逸的，最好趁早搬家。”宋之的也说：“对，这是一了百了。”
大家计议了一番，决定化整为零，分头出发，各找地方，谁先找到谁先搬，分散后仍要保持联系。
1941年除夕那天，他们都搬出去了。茅盾在叶以群的照料下，移住到一家挂着“大同旅馆”招牌的三等小旅馆里。虽然这里的设备差，但却因其小而不为日军注意。他们的房间外面是“骑楼”。茅盾挑起遮阳的帆布往外看：月明如昼，海水犹如白银闪烁，没有轮渡，没有舢板，没有……；远处有两三个油池燃起冲天的烟柱，纯黑色，有时转为殷红，却看不见火焰；“骑楼”下面是干诺道，平时很热闹，现在却冷冷清清，没有人影。一排短的铁丝网在地上描出淡淡的黑影。
“香港完了──”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听声音，茅盾知道他是旅馆中那个来乍上海虹口的茶房。他转过脸，看见一双阴凄凄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遮阳的灰色帆布。
“几时可以回上海？”
那茶房自言自语的声音，却使茅盾听了毛骨悚然。
“你想回上海么？上海也不会比香港好些。”
茶房讷讷地说：“唉，先生，全是战争敲破了我的饭碗。我在虹口有多好！到了香港，失业一年多，才托人介绍到家旅馆做茶房，哪知道又碰上触霉头个打仗。前几天老板已经不管我们饭了，幸好今天你们来了，我们恳求，老板才答应把你们预付的二十元房钱让我们买米。可是二十元钱能吃几天呢？我们同伴有五个哪，只好一天两顿粥。”
“过一个时期旅馆还是要开的。”茅盾想不出安慰他的话，只能这样说。
“香港死了，活不转来了。”茶房颓丧地喃喃自语，摇着头，趿着木屐走出“骑楼”。
看着他的身影，茅盾心里很难过。想不到战争才二十多天，这家旅馆老板连茶房的伙食也不管了！不过他又回过来想：那旅馆老板或许也是可怜的吧？在战争前，这样的旅馆本来就靠着一些熟客维持开销，老板未必有多大的资本。停业三个星期，他自然要叫苦连天了。
茅盾夫妇在这个“大同旅馆”住到第四天，叶以群便为他们在西环找到了一处安全的住房。那个上海茶房在算帐时可怜地说：“先生，你们怎么要走呢？可是我们招呼不周到？
我们不敢怠慢你们，只是日本人把香港弄死了。先生和太太还是住在我们这里吧，别的旅馆也一样，换来换去还不是半斤八两？”
面对这热心的茶房，茅盾很感动，但是爱莫能助。他们预付了二十元房钱，只住了四天，照讲还结余很多，应找还。但是，当他看见那茶房递上帐单的手在发抖时，他想起这几天看到茶房们每天吃两餐粥，下饭的只是一小碗咸菜。于是他拿起帐单看了一眼，又从钱夹里取出一张五元票，连同帐单一起交给那个茶房。“都给你们做小账吧。”茅盾说过，转身就往大门外走，他感到一阵酸楚正涌上鼻子。
“谢谢先生，太太！”那茶房感激地说。
茅盾似乎觉得对不住这旅馆中正忍受饥饿威胁的茶房。他对妻子说：“我觉得很抱歉，我们不能在大同旅馆多住几天。这次以群为我们租的房子，二十五元一月，但是恐怕也不会住满，说不定也只住四五天，我们就要离开香港。”
四三、千里跋涉脱险
还是住在“大同旅馆”的时候，叶以群就告诉茅盾：党组织正在为文化人布置三条撤离香港的路线，其中一条最安全却花时间较多的，是九龙取道东江转内地，不过先得偷渡到九龙。
1月8日下午，叶以群来悄悄通知他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还得换装，打扮成小商人模样。于是，茅盾让妻子上街买了两套香港人称为“唐装”的黑布短衫裤。
他们把多余的五大件行李放在大中华旅社的阿陈那里，只带了两个小包袱和一只小藤篮，里面是一床毯子，几件内衣、一个热水瓶和电筒等零星用品，还是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
次日上午，戈宝权带他们到东环贫民区的一栋房子里。下午五时，他们换上了“唐装”，拿着包袱，夹在难民当中，沿着皇后大道来到铜锣湾，在暮色苍茫中登上一艘画航似的大船。
在中舱里，他们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邹韬奋、胡绳、于伶等。茅盾见邹韬奋摘掉了眼镜，换了一身浅色法兰绒“唐装”。
邹韬奋见到了孔德沚也来了，惊异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
“全靠了雁冰，不然我还来不成呢。”
茅盾颔首微笑。三天前，当有人来通知他，让他先撤离而他妻子随后再走时，他坚持要和妻子一同走。他认为自己迟走早走没有关系，但是把妻子一人留在香港，他一定不能安心；
妻子将因等待他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食不宁。党组织后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邹韬奋于是想起自己的妻子粹真和孩子，低声对茅盾说：“粹真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是一切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于这种事，我毫无经验呀。我这裤管，你看得出么？──一支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边；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真缝的。”
晚饭后，负责组织文化人从香港脱险的连贯走进中舱，对大家说：“今夜就在船上休息，明天一早过海到九龙，那边自有人招呼。沿路都有布置，可以保证大家的平安。”
黎明前，天色黑黝黝。茅盾夫妇挽着包袱、提着小藤篮，随着其他人摸黑从大船移到三四只小艇中的一只上。东方泛白，大雾笼罩海面。几只小艇首尾相衔，轻轻划向九龙。
晓风忽忽，从船头灌进舱中。他俩紧偎在一起，仍然不免瑟缩。
不久，抵达九龙红勘。他们每人向守在渡口的“烂仔”（流氓）交了一元“保护费”，提着包袱跟了“向导”走进市区。他俩和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七八人被领进一栋很讲究的房子住下。茅盾和妻子商议，今天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长征”。
睡梦中，茅盾听见一片杂乱的人声，睁眼一看，人们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走来走去。看看表，才四点钟。咦，妻子呢？问叶以群，听说在厨房里帮忙弄早饭，他才放心地整理行装，不到五分钟，就整理好了。他的打扮很简单，只是把新买的黑布短衫往身上一套就行了。
他的卧具只有一条毛毯。吃早饭时，妻子对他说：“你吃得饱一点，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午饭呢。”临出发时，“向导”为他俩找来了挑夫，帮他们挑行李。
出发了，他们一行几十个“难民”穿过市区街道，汇入沿着青山道向深圳方向流去的难民大队。使茅盾感到惊异的是，这万把人的洪流竟那么肃静，几乎连脚步声也不听见。好像曾有谁下了命令，一律穿的是橡胶底跑鞋；而且又好像是谁下的命令，不分男女，一律都是短衫裤的“唐装”。
大约十分钟，人流来到荃湾。茅盾他们却在“向导”带领下，离开了人流，走上通往元朗的小路。敌人指定的难民疏散路线是经深圳去广州。而他们则要先到宝安，再经东江游击区去内地。
爬上山坡，又翻过一座小山，眼前出现了一簇木寮，住着五六户人家。“向导”领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平屋。一行人才坐下，就有四五个妇女送进来一大桶茶水和十来只大粗碗。
茅盾想，这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在这里，茅盾生平第一次吃到了红米饭。他感到很新鲜，加上饥肠辘辘，比平时多吃了一大碗。
午饭后，他们汗流浃背地爬过一座高山。傍晚进入“绿林好汉”“江大哥”的势力范围，晚上则宿在“山大王”“王大哥”防区的村子里。当时，东江游击纵队和曾生司令员在那一带有巨大的威望；听到游击纵队司令部要求他们在文化人队伍通过他们辖区时予以保护这些草莽英雄都乐于从命，派人带路、护送和接待吃、住。
在“王大哥”大厅中休息的时候，茅盾妻子拿出万金油，给扭伤了脚筋的邹韬奋搽涂，一边问：“今天我们走了多少路？”
“大概四五十里吧，”茅盾随口回答。
“不，足有七十里呢！”叶以群纠正道。
“呀，有七十里么？”茅盾的妻子喊了一声。
茅盾的眼睛也因惊讶而发亮了：妻子居然迈着一双解放脚，走了七十里，而且又是翻过了两座山！而自己也是头一次步行这么长的路。他的脚底还没有打泡，只是小腿肚在隐隐地胀痛。坐的时间一长，腿脚发麻，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不料两腿竟不听使唤，禁不住唤了一声。心想，我到底是不中用的，如果今天再要走，怕是一定要掉队。明天还要走多少路，此刻也不知道。但他终于挣扎着起来，慢慢地踱着。晚饭虽有白米饭，菜却只有淡而无味的萝卜汤。茅盾和妻子等人胡乱地装饱了肚子，就睡在大厅右厢走廊的地上。身上铺的是稻草，但泥地上透着冷气，他俩一夜都没睡好。
这支近百人的文化人队伍，在“王大哥”的保护下穿过元朗镇，又乘平底大船渡到宝安县。
这里是沦陷区，三个日本兵站在岸上检查他们的护照。因为是“王大哥”与元朗镇伪组织打交道办来的，护照没有问题。
茅盾几个人经过这“鬼门关”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卢停下来等一等后来的人。
“快走！看什么？快走──”带队的“向导”催促他们。
三个日本兵大声咆哮着，茅盾他们猜想大概是骂他们为什么不走。这时，后面的几个人神色仓皇地逃奔过来：“快走呵，日本小鬼子要打人了！”
茅盾急忙拉上妻子快跑。收割过的稻田里满是稻茬，时时绊脚，他们跌倒了，爬起来再跑。这一阵跑，可把他们考验倒了，一步一步落后，几乎看不见前面的队伍。穿过稻田，转进村中的石板路，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路旁一间破屋门口的石阶上坐下，大口喘着气。
昨天他们空着手，走走歇歇，一天走下来并不感到太累。今天拿了衣包，又是一口气跑步，不过十里路，他们就吃不消了。
一个“押阵”的游击队员过来催他们快动身。茅盾和妻子各自去提一个衣包，感到异常沉重。妻子对他说：“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困难的路程呢，反正是要丢的，不如今天丢了罢。
““好吧。”他也下了决心，只拿起那个装有毛毯和替换衣服的轻包袱，把那只重的丢了。他妻子提着那个装日用零星物品的小藤篮，两人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押阵”的游击队员在后面唤他们，指着地上的衣包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