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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过关术’，我看也要传给其他的朋友。”傅东华兴奋地说。
但是，国民党检查官的大抽大砍，毕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工作步骤。在过去，他们编的《文学》从不脱期，而这次的二卷一期却脱期半个多月。茅盾和傅东华两人实在不甘心，就拟了一则启事，在这一期上刊出：
本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每月一日发行，从未脱期，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背景，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近以特种原因，致出版延期，重劳读者垂询，至深歉憾！事非得已，尚祈曲谅是幸！
茅盾对傅东华说：“明眼人一看我们这则启事，也就明白个中原因了。”
1月22日，郑振铎从北平来到上海。他听茅盾说，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目前施展的是程咬金的三斧头，徒显其不学无术和色厉内荏。茅盾又分析道，“不过，他们这样乱抽乱砍，也使我们忙于应付，而多数作者是等着稿酬买米下锅的，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是得想一个万全之策，避开这个爷头，化被动为主动。”郑振铎说完思忖起来。
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创作”、“弱小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茅盾估计，这四期专号中，有三期是国民党检查官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至于创作专号，可以在选稿时预先避开有明显“违碍”内容的作品。
三人作了分工，由于郑振铎远在北平，联系不方便，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交给他负责编，由他在北平组稿；其它三期专号仍由茅、傅共同负责。
过了一天，茅盾和郑振铎一同去拜访鲁迅。他们向鲁迅谈了《文学》打算连出四期专号的想法，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也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
但是他说：“《文学》能继续出下去吗？我有点怀疑。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
果然如鲁迅所料，《文学》第二期送审的稿子，又被检查官抽掉一半。他们只好从存稿中再挑一些丝豪无“违碍”字句的去顶替，或者换上新的笔名。茅盾的短篇小说《赛会》，用了“吉卜西”的笔名，而得到通过。
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御用小报在“文坛消息”中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行停刊。
茅盾立即起草并在《文学》上刊登辟谣启事，声明“文坛消息”“全与事实不符”，“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由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尚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绵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
为了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茅盾夜夜挥豪写作书评或翻译。在《文学》的“翻译专号”上，他以“芬君”的笔名译了荷兰提巴喀的小说《改变》，在“创刊专号”上发表了评论《喜讯》（彭家煌作）、《战烟》（黎锦明作）、《战线》（黑炎作）、《怀乡集》（杜衡作），他还写了论文《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又翻译了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秘鲁等国作家的六篇作品，在《文学》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出。他写一篇换一个笔名，迷惑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官。
由于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巴金等人的巧妙斗争，《文学》的四期专号“挡住了检查老爷的乱抽乱砍，为《文学》的继续前进闯开了路，也给国民党反动小报造的各种谣言，什么《文学》要转向，《文学》要停刊等等，以迎头痛击。”茅盾又写道，“到了七月份出版《文学》第三卷时，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扎稳了阵脚。我们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杂志应该怎样编，就能瞒过检查员的眼睛，达到预期的目的。从第三卷开始，虽然每期还有被抽被删的文章，但已难不倒我们了，《文学》又开始进击。”
二九、劝说鲁迅出国治病
清早起身后，茅盾匆匆吃完妻子为他准备的油条、泡饭，就出门向鲁迅家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思忖：怎么劝说大先生呢？
昨天，史沫特莱开车接他去外白渡桥旁的苏联总领事馆，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十八周年的一个小型鸡尾酒会。他看到了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许广平、郑振铎……等熟悉的朋友。
在酒会快结束时，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你看他脸上缺乏血色，很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我还听说他常有低烧，容易疲劳。朋友们都希望鲁迅能够离开上海到外地去疗养一下。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请他全家都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她停顿了一下，象是征询茅盾的看法，见到茅盾未说话，又接着说：“转地疗养的事，我也和他说过，但他不愿意，希望你再同他谈谈，劝一劝他，好不好？”茅盾表示愿意尽力。
来到鲁迅家，他才把话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她做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茅盾问。“一旦到了苏联，就与国内隔绝了。我又不懂俄文，真要变成聋子和瞎子了。”鲁迅点着一支香烟，慢慢地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茅盾说。“我所谓聋子瞎子还不是指生活方面，是指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国内的报纸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见到。”
鲁迅说出了他的顾虑。
“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交给苏联方面，请他们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茅盾进一步劝说，让鲁迅放心。
鲁迅听他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说：“凡事想象是容易，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感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匕首一击，如若事隔一人多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茅盾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
鲁迅听他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茅盾灵机一动，换个话题，对他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倒有时间办了。”
这话似乎有点打动了鲁迅，他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我们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会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哦，──”鲁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和成的。”
茅盾回到家，立即给史沫特莱写了封短信，告诉她：大先生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他又到鲁迅家去。不等他开口，鲁迅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
过去敌人造谣说我拿苏联的卢布，前些时候，又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纠纷感到为难，躲到青岛去了一个多月。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还会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们说的，我要继续住在上海，在中国战斗下去！”鲁迅望着茅盾，眼光沉着而坚定。
茅盾心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的决心。不过还是向他说道：“可是你的健康状况，大家都很关心呵！”
鲁迅回答道：“朋友们的好意，我明白。我自己，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茅盾觉得他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多嘴了。第二天，他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三十、维护文艺界的团结
自从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5年春上遭到严重破坏之后，茅盾与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也失去了。他搬到了信义村，知道他新住址的只有鲁迅、郑振铎等几个人。
1936年元月初的一天，郑振铎来找茅盾，说夏衍托他转告，有要事须面谈，请茅盾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他问。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说。
茅盾就让他约定夏衍第二天上午在郑振铎家里见面，因为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址是公开的，在他家会面不会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第天，他们如约会晤，郑振铎也在场。夏衍告诉他：“自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左联’工作陷于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活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我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了，其中也包括原来的‘礼拜六派’的人物。
不过，这件事要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
“哦，请你继续谈下去。”茅盾说。
“另一件事，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一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这件事也要征得鲁迅先生的同意。但是，鲁迅先生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先生。”夏衍问鲁迅：“你对这些变动有什么意见？”
在这以前，茅盾已在鲁迅家中看到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知道萧三建议“取消‘左联’，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从萧三写信的口气，茅盾感到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个人作不了这个主，而是传达了党方面的指示，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听史沫特莱说起，共产国际在战略上有了重大变化，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萧三信上的建议持赞成态度。这时，他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先生谈了再说吧。”
“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夏衍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