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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爸爸写的！”那个中学生吃惊地望着他，不相信地说：“你别瞎说，这小说是茅盾写的，你知道茅盾是谁？”“茅盾就是我爸爸。”沈霜答道。“哦，是你爸爸！
那他真了不起！刘老师经常夸他的书写得好哩！”“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你不信，我和你去见刘先生。”
在刘老师的单人宿舍里，刘老师指着《子夜》问他：“这本书是你父亲写的吗？”沈霜点了点头。“你父亲不是教书的吗？”刘老师想起学生登记册上，他父亲的职业一项填的是“教员”，便又问他。沈霜并不知道他父亲隐姓埋名和所填职业的情况，他有点慌了，但仍坚持说：“我爸爸是写字的。”……
孔德止听儿子这么说，着急得很：“哎呀，小祖宗，这下可坏事了！谁叫人乱说一通的？
德鸿，快给他换学校吧！”
茅盾并不紧张，沉着地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既然刘老师自己和他和学生在读《子夜》，可见都是正派人。”
“照你这么说，不是没事情啦？”妻子说。
“不是，”茅盾叮嘱儿子：“你明天早上到学校去找刘先生，就说是弄错了，是自己瞎说的。”
“这……这我怎么说……”
看到儿子面有难色，茅盾坚持道：“就照我讲的说，自己弄错、瞎说的。”
第天、沈霜拉了那位大同学去“更正”。刘老师一听就听出他是在说谎，但并没有追问下去，反而对他说：“沈霜，你爱看小说，我这里有，你空时可来取去看。”
后来，茅盾了解到刘老师思想倾向进步，引导中学生读的书籍有不少是左翼作家的作品。
然而他还是警告孩子们在学校里说话要小心。
1936年的“五卅”纪念日来到了。上午11点，茅盾还在伏案写作。忽然房门开了，儿子走进来对他说：“爸，下午我要到市商会去。”
“噢，到市商会去──”他猛然记起妻子昨天说，儿子近来常常和同学们出去，有时走到文庙公园，来回足有二十里路，他年纪这么小，要走伤身体的。于是转身问儿子，“到市商会去干什么？”
“开会。”儿子回答，脸上浮出按捺不住的笑影。
茅盾盯着儿子的脸想，今天是5月30日，难道儿子也要去参加“运动”？
“三个人同去，都是同班的。”儿子猜想父亲有不让他去的意思，又加了一句。
茅盾了解儿子，平时关于他自己的事，是不肯对父母多说的。他也不主张对儿子的事多加干涉。这时只是问：“认识路么？”
“认识。同去的人认识。”
茅盾关照儿子来去路上都坐“巴士”。他取了两张角票，下楼去给儿子。妻子正在烫衣服，看到他来了，就说：“阿桑要到市商会去参加群众大会。你已经允许他了么？他先同你说，他知道你不会拦阻他。我想不让他去，有危险，可是他说爸爸已经答应了。”
茅盾说：“大概没有危险。”
“倘使被捕了，你怎么说？”妈妈问儿子。
“我说，轧闹猛的。”
“嗳嗨，你看，”她对茅盾说，“他们连‘口供’都对过了。有组织的，他们准备有冲突呢。”
“是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在市商会开大会？”茅盾问儿子。
妻子代儿子说明，学校里并没有正式叫他们去，可是鼓励他们去。谁要是去了，不算缺课。教员也有去的。她对丈夫说：“依我看，还是不要让阿桑去的好；他太小了。”
“妈，你别噜苏了，快点给我炒蛋炒饭罢。12点我要和他们会齐的。”儿子催促她。
茅盾和妻子坐在旁边看儿子吃蛋炒饭。妻子叮嘱儿子：“开过会倘使去游行，阿桑，你还是不要去罢。”茅盾也说：“游行可以不去。你的肺病刚好，多走要伤身体的。况且，要是半路里被冲散了呢？你又不认识路，怎么回来呢？”
儿子大声说道：“不怕，不怕！不认识路，我会问，会叫车子！车钱呢？”
茅盾把两张角票放在儿子手里，送他走出门外。他妻子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儿子走出弄堂口。
回到客堂里，妻子抱怨茅盾不该先允许儿子去开会。她说：“我原先打算和他同去，倘使要游行了，就带他回来；可是后来一想，我去不免会碰到许多认识的人，再说阿桑也不肯跟我回来的。”
“自然，”茅盾笑着说，“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呢！”
“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就凭一股血气，胆又大，──你应该教教他。”
“怎么教？教什么呢？难道对他说，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么？他太小了，不能理解的。”
下午6点钟，阿桑没有回来。8点钟，阿桑还是没有回来。于是茅盾和妻子都着急起来了。
这时一个朋友来看他们，带来参加当天集会得到的一些传单。两人听说下午没有出事情，才把心头的石头放下。但是妈妈担心儿子迷了路，三番五次地走到弄堂口去张望。
直到夜晚9点15分，阿桑才跑跳着奔进家门。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红绿绿的传单，象是捧着宝贝似的交给父母亲。
茅盾和妻子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游行的？快讲给妈妈听听。”母亲拉着儿子的手问道。
“我们到了五卅公墓，后来到北火车站，有兵拦住不让过去，队伍就散了。”
“脚走痛了吧？”
“一点也不痛。”阿桑说着又摸出一张印着红色的小纸说：“这是口号，喊得真高兴呀！”
茅盾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年来，虽然自己和妻子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政治问题，可是孩子们不但知道共产党好，蒋介石政府坏，而且还会唱《国际歌》，家庭环境对他们还是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儿子今天去参加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他还会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我们老一代曾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冲向街头了！好啊！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接力赛。靠着这种接力赛，中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
二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再过二十多天，就是进入1934年。
这天下午，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散文：《冬天》。他搁下笔，目光从第一行依依看下去，到了结尾，他轻轻地读出了声：“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妻子陪着傅东华来了。傅东华对他说，根据可靠消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的禁令就要下来了。又说，听那透露消息的人的口气，《生活》肯定要禁了，《文学》似乎还有圆转的余地。茅盾提议他去摸清国民党市党部的真实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了。他对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给他们审查。他向对方表示：对于寄到编辑部来的稿件，都是根据文章的质量决定取舍的，标准就是《文学》发刊词上说的，“只要诚实由衷的发抒，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而又是憧憬着一个光明之路的作品，我们就欢迎。”现在市党部提出一、二这两条，倒使我们难办了，这里没有个标准可以掌握。至于第三条则是政府下令规定的事。他们要他回来考虑考虑。
“第一第二两条都是空话，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会办的，关键是第三条。”茅盾笑了笑说。他认为国民党要对杂志下手，这是预料中的事，从《申报》的《自由谈》半年来对付国民党检查的经验来看，要瞒过那些低难的审查老爷的眼睛，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又对傅东华说：“看他们最后怎样决定吧。反正有一点要对他们说清楚：《文学》是个纯文艺刊物，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涉及政治。”
“好的，我就这样对他们说。我们跟他们来个‘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傅东华说着也笑了。
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知傅东华：《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后才能排印；版权页上编辑者不能署“文学社”，要署上主编人姓名。
怎么办？《文学》编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的名字，从第二卷起，主编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退入幕后，暂不露面。
《文学》第二卷第一期的新年号稿子送到了印刷厂，坐在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官，利用审查办法滥施威风。他见到巴金的长篇小说《雪》，抽了下来；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夏征农的《恐慌》，也抽了下来。巴金为新年试笔一栏写了一篇短文，检查官下令：“巴金”不行，改成“比金”！他又指着《文坛何处去》这个特辑中的文章说：“张天翼、郑伯奇的这八篇文章，都是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统统不能要！”
老舍的《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谢冰心为新年试笔栏写的文章，还有茅盾用“惕若”和“蒲牢”两个笔名写的两篇文章，却逃过了检查官的板斧。
当博东华把被检查的结果告诉茅盾之后，茅盾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写的《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专号》这篇评论，居然蒙过了检查官的眼睛，大概是因为：一，他一时还不知道‘惕若’是谁；二，他大概以为书报评述而况又是贵族式的清华园出刊的周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读也没读一启蒙就轻轻放过去了。检查官老爷的本领主要是辨认作者的姓名，凡犯忌的名字，不管文章内容如何，一律抽去。他哪里会知道‘蒲牢’是鄙人呢？其实，这位检查官老爷对文学是一窍不通的。你看──”。茅盾让命脉东华看冰心的文稿。
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凉的、碧绿的、蔚蓝的，迎面洒来、泼来、冲来，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十斛的水，不但洗净了我，也洗净了宇宙中的山川人物。
命脉东华看后问茅看：“你是说这文章的寓意──”“对！”茅盾接口说，“检查官看不起懂其中的象征意义。”
“冰心就这样过关了。”傅东华做了个手势说。
“这叫做过关手术。他们不是骂左翼文学是‘妖魔’吗？我们就来它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茅盾说，眼镜片后闪着铰黠的光。
“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过关术’，我看也要传给其他的朋友。”傅东华兴奋地说。
但是，国民党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