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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的时候，晚宴还没有开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槟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远远地看见了金星，一身墨绿色长裙，长发盘在脑后，仪态万方地站在那里。
我跑去找张欣：“我想认识金星，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张欣真是个出色的女主人，连忙把金星拉过来。
“鲁豫，你好！”金星握住我的手。她的双手很有力，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
那天晚上，金星的打扮赢得了全场一致好评，获得了“最另类着装大奖”。
和金星的访谈定在了2001年12月30日，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
和金星约好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
“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
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意。
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
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地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们俩哆哆嗦嗦地开始了对话。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俩都围了披肩。两个女人，面对面，很真诚地对话，那画面，很美。
金星开朗、健康的心态让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么都可以聊。
金星说，曾经有一个记者问她：“你认为你有病吗？”她毫不客气地说：“没有！”金星回忆起这一段，脸上是一种乐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总觉得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么一丝伤痛。
“现在，生活中还有那种异样的眼神吗？你介意吗？”我问她。
金星摇摇头：“我不介意。我已经向生命、向生活要了这么大一份自由，还不把评述的自由给别人？”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司机从反光镜扫了她一眼：“小姐真会开玩笑。”
金星很认真：“谁跟你开玩笑了。”
司机愣了一会，然后很真诚地说：“这样挺好的，人嘛，就该做自己。”
金星乐乐呵呵地提起了这个故事，可把我感动坏了。
金星是辽宁人，家里惟一的男孩。可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所有女孩子关心的事情。她9岁参了军，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5岁时，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她去了美国，学习西方现代舞。1993年，金星带着一个梦想回到中国，他要做变性手术，从此做一个女人。
手术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顺利。可是，和变性手术本身无关的一个小小的事故却几乎给金星造成终生的残疾。
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中，护士没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盖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痉挛，从小腿到脚之间的神经全部坏死。
金星说：“我完全可以申报二级残废。”
恢复的过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插满针，然后通上电，用电击治疗。难怪金星说：“我比江姐厉害多了。”医生的诊断是，就是好了也是个瘸子，跳舞，想都别想。可是，3个月后，金星奇迹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过，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温度是冰凉的，跳舞的时候她得把舞蹈动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这样，观众就看不出来了。
金星谈过很多次恋爱，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有3次。她的初恋在19岁，爱上的是一个得克萨斯牛仔。金星说：“那时候爱得很crazy（疯狂），还跑到得克萨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在做手术那段时间，金星有个精神寄托，她说：“那是个中国人，是我爱上的第一个中国男人。”说到这，她又冲我摆摆手，不好意思地捂着嘴，“而且，你也认识他。”
金星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的时候，喊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名字。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意。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正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反而是金星，对这份情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管怎样，现在的金星，生活得很踏实。她收养了两个漂漂亮亮的孩子，在上海买了一所老房子，屋里摆满了中式的老家具，一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样子。
一个女人，仅仅为了做回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而她，始终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承受过的所有困难挫折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郎平
掏出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要遭遇挫折呢？
知情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感情是被“忙丢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举办10周年聚会，我和文涛主持了那次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少年时代崇拜的女排队员，激动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郎平。她穿着一身国家队运动服，没有任何修饰的短发直直地披在耳边，人很瘦，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和女排比赛时凝神坐在场边的她不太一样。
再见郎平是时隔4年后的2002年8月，郎平做客《鲁豫有约》，采访地点选在北京友谊商店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我猜，餐馆老板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白天不做生意，把地方腾给我们拍节目，多半是因为郎平。
4年没见，郎平瘦了，时髦了，年轻了。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衬衫，长到肩头的直发用卡子别在耳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充满了朝气。我说她看起来特别健康，哪像当国家队教练那会，气色差得令人担心。郎平一边点头，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一张是郎平回国执教前拍的，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另一张是一年半后，她结束国家队教练生涯之前的照片，人瘦得两个眼睛都凹了进去。我笑她：“这可以给减肥产品做广告用，减肥前和减肥后。”
离开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后，郎平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家俱乐队执教。那儿的收入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她可以更多地陪伴女儿白浪。只是近年来意大利经济不好，她所在的俱乐部也面临着财政困境，郎平去年一年的工资还拖着没发。
“他们要是不把欠我的钱还我，明年我就不和他们签约了。”郎平轻描淡写地说。
我有预感，她生命中关于排球的一章就要翻过去了，今后，她将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能谈谈你的感情生活吗？”我暗暗地希望郎平能告诉我，和白帆的婚姻结束后，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没有。”郎平回答得很干脆。
“爱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太出色、太成功了。”我心里有些发毛，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是要遭遇挫折呢？
“是挺难的，他得比我大吧，得比我成熟，还得比我高！”郎平一脸认真。
“你要求太多了吧，别的好说，要个子比你高的，上哪儿找啊！”我们俩都乐了。
郎平曾经有一个身高196米的美国男朋友，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特别喜欢体育。可惜，这段感情没能开花结果。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情是被“忙丢了”。
当时，郎平义无返顾地回国接下了已经走下坡路的中国女排，她和“196米”因此分隔两地。一份本来有可能瓜熟蒂落的感情就这么没了。
也许是过去了一段时间的原因，郎平看得很开，倒是我还有些耿耿于怀：
“可是，他怎么就不能等呢？”
“他有他的想法。不过，他如果不能等的话，也就算了。”
在采访间歇，我和郎平说了不少悄悄话。因为是悄悄话，所以不适合播出，也不适合发表。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像郎平这么出色的人，一定会有美满的归宿，也许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绝对光明。
郎平在北京从不逛街，因为还不够别人看她的呢。我笑她：
“谁让你这么高，到哪都没处躲没处藏的。”
“可不是吗？不光站着，连躺着都有人认识。前几天我在天坛医院作了个小手术，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戴着帽子，身上盖着被子，就这样，走廊上还有好几个病人，都打着点滴呢，举着吊瓶指着我大叫：‘看，郎平！’”
我能想象那个场面，换了是我，也会兴奋地指指点点：“快看呐，是郎平！”
采访结束后，郎平惊喜地发现餐馆里有哈根达斯冰激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边吃边期待地问我：“你也来一个吧！”那样子，就像中学时两个要好的女生互相怂恿着吃零食一样。于是，我也要了个草莓口味的，和郎平面对面坐着，吃冰激凌。
郎平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说来很怪，我是一个和人交往相当慢热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让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的有关感情的事告诉了她。
对郎平的访问，我表现得十分感性，尤其在节目的结尾，我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郎平真是个好人。”这个评价很主观，很自我，但我自信，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看法，因为郎平的勇气、毅力和无私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们。
廖静文
提起悲鸿，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
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