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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
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屠杀，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是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
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
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
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
张海迪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
我问：“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来没想过放弃吗？”
海迪说：“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
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第一次见到张海迪是2001年12月28日，人民大会堂的一台电视晚会的录制现场。那是一台以关怀残障人士为主题的电视歌会，海迪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唱了一只歌。她的声音细细的，很柔和，像个小女孩。那天我像个追星族，海迪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舞台旁边等着她，想请她留下一个联系方法，我想采访她。海迪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大，瘦瘦的，可很有力气，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和海迪说话的时候，我一直蹲在她的轮椅旁。后台黑黑的，从舞台上透过来的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海迪的头发短了，清清爽爽地别在耳后。她的样子一点没变，只是瘦了很多。秀气的脸窄窄的，人坐在轮椅上显得那么单薄。
和别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有些拘谨，可海迪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仔细想想，也对，海迪的事迹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2002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我和《鲁豫有约》的同事们就如约到了济南。海迪住在市区东部的一个花园小区，小区的环境很好，看样子在济南算得上比较高档的住宅。这让我十分欣慰，我太怕看到英雄人物含辛茹苦地生活了。
海迪的家宽敞、明亮，雪白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地砖，到处一尘不染。我站在客厅中央，低头看看自己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的皮鞋，竟有些迈不动步子。这和我想像得一样，海迪是个爱整洁、生活得十分精致的人。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就像舞台上女主角的亮相。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刚刚我还在想，北方家庭辅地砖不太好，冬天冷，就算屋里开了空调、暖气，地上总是凉凉的，穿着袜子踩在上面也能感到一股寒意。这下我明白了，光滑的地砖让海迪的轮椅能自由地进出每一个房间。
海迪穿了件深绿色的西装，领口处围了一条有绿色树叶图案的纱巾，脸上薄薄地扑了些粉，口红的颜色淡淡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她微笑着坐在自己白色的书房里，身后是一排白色的书架，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张海迪就坐在我的面前。
看着海迪，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没有那张轮椅，一切该是多么完美。可现实很残酷，海迪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她必须每隔两小时去一次洗手间。和疾病相伴了42年，海迪的身体里已经有了个准确的生物钟，不用别人提醒、也不用看表，到时间，海迪就会抱歉地打个招呼，也不需要帮忙，自己把轮椅滑进浴室。
我问海迪：“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没想过放弃吗？”
“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它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海迪说话抑扬顿挫，语言极其流畅，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挺不错的文章。
1991年，海迪的鼻部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癌。医生担心注射麻药会使癌细胞扩散，于是决定只用安定。医生告诉她，这意味着疼痛是存在的，而且会非常疼。
海迪笑眯眯地说：“我忍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
听海迪眉飞色舞地描绘可怕的手术过程，我总觉得没打麻药生挨了一刀的是别人。而且，癌症这种词汇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感冒那么轻松平常。
海迪极有感召力，在一群人中间，她总是绝对的中心。采访这天，海迪的丈夫王佐良也在家。海迪常常大着嗓门叫：“佐良，帮我倒一杯咖啡。再拿一个垫子。”
温文尔雅的佐良就默默地忙前忙后。
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他和海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是在1982年，海迪家喻户晓之前结了婚。如今，已是婚龄20年的老夫老妻了。10年前，两人收养了一只小狗，取名“板凳”，疼爱得不得了。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海迪和佐良同中国千百万普通的夫妇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俩，也会拌嘴，海迪的脾气比较大，她一发火，佐良就不出声，气得海迪没辙。
我让海迪给自己的婚姻生活打分，她想都不想地说：“八、九十分。”
对自己的晚年，她有着很美丽的憧憬：“在一棵树下我坐着，我穿着红毛衣，要穿鲜红的毛衣。我头发已经白了，我的腿上要盖上一条非常漂亮的毯子。在我的头顶是石榴树，在我的身边是绿湖。”
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金星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有一次跟何东聊天，他职业性地把小录音机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像说绕口令似的问我：“鲁豫，我采访人，你也采访人，采访了这么多人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容易，我原来也觉得自己不容易，现在才发现，别人比我更不容易。”我也说起了绕口令。
“没错！”何东使劲地点点头，一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表情。
真的，做《鲁豫有约》以来，这样的感触一天比一天深。
最初听到金星的名字是1996年。她在北京举办了《红与黑》舞蹈专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公演现代舞专场。演出前，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演出当天，场内更是座无虚席。那时，金星刚刚完成变性手术，公众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她的舞蹈，他们更关注金星变成了怎样的女人。可是，演出结束时，金星炉火纯青的舞蹈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人。
当时，也许是出于世俗的心理，我总觉得金星的女性形象略显生涩。但几年来，陆陆续续从各种媒体看到她的消息和样子，我发现，她早就出落成一个优雅而妩媚的女人。
2000年6月，张元拍摄的纪录片《金星小姐》在北影小礼堂试映，张元请了不少朋友去看，我也去了。银幕上，金星披散着长发，神情慵懒地在挑选服装。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性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中也有金星手术前仍是男儿身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穿着军装，眼眉微微地向上扬着，是一个青春逼人的少年。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金星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见到金星是2001年12月22日，在一个圣诞节晚会上。这种社交场合我很少光顾，嫌麻烦。事先要花很长时间挑衣服、化妆、吹头发，然后在衣香鬓影的场合里矜持、得体地微笑、交谈。很好玩，也很累人。那天的主人家是潘石屹、张欣夫妇。小潘是个活宝，待人真诚、友善，而张欣，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令我心仪，我很喜欢这对夫妇，对他们的活动自然就兴致勃勃。我于是认真准备，“闪亮登场”。
我到的时候，晚宴还没有开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槟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远远地看见了金星，一身墨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