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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起来。终于没有了数理化的欺压，每天一堂接一堂的全是我喜欢的英文课，我开始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
我突然变得刻苦，还有一个原因。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外语系不少老师都认识他们，个别老教授当年也给他们上过课。所以，我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一门课的老师在说完开场白之后，都要问一句：“你们当中，哪位同学是陈鲁豫？”
我总是乖乖地举起手。
老师们会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番，然后说：“我认识你的爸爸、妈妈。”
这句话在我听来意味深长，我的解读是：“你爸妈当年成绩都不错，不知你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只有努力地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不让别人失望。）
其实，我的高考分数在全班20人里是比较低的。但是，老师们从开学第一天就格外关注我，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面试时，口语表现优异，老师们觉得我是可造之才。
这下好了，内因外因都决定，我必须做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否则老师们失望不算，我爸妈脸上也无光。
于是，在广院宽松、自由的校园里，我成了个整日埋头读书的乖学生。
在广院，外语系的学生非常好辨认。
任何时间，你要是在校园里看见一个学生，一手抱一本厚厚的Webster（韦氏）字典，腋下夹一张过期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另一只手还在耳边举着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收音机刺刺嚓嚓地放着不清楚的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或BBC的英文报道，不用问，肯定是外语系的学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有Internet，看不到原版英文电影，更没钱买英文报纸杂志，就连人手一本的Oxford（牛津）、Longman（朗文）、Webster（韦氏）字典也只买得起翻版的。虽然那会还没有知识产权、正版、盗版这些概念，可我总觉得花二三十块钱买一本原价二三百元的字典是有点问题。当然，两种字典有着天壤之别，正版很轻，我们用的翻版字迹模糊而且死沉死沉的。
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自我感觉非常好。招生时都听说了，国际新闻专业之所以要上5年，是因为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接受小到开车、大到开飞机的训练，将来好胜任驻外记者的工作。要学的东西这么多，4年时间不够用。
开学第一天，我们班就不住地催老师：“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开飞机啊？是战斗机吗？”
我们宿舍的关娟娟现在是国际广播电台一名出色的记者，曾经在以色列那么危险的地方驻站整整两年。当年，她只是个娇滴滴的南方女孩。大家一聊天，发现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于是狠狠地挤兑了她一下。
“这有什么，”关娟娟撇撇嘴，“我将来是要直接开车、开飞机的，自行车，谁稀罕骑啊？”
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毕业时，我们才醒过闷来，互相追着打听：“开车、开飞机的谣言是谁造的？”
只是苦了关娟娟，一直巴巴地等着，恐怕至今也不会骑车吧。
除了外语系，播音系的学生也很好认，听声音就行了。
早上7点开始，宿舍楼附近的小路上、操场上，到处能听到播音系学生在字正腔圆地练习播音。每次从他们身边经过，我都误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让我骄傲极了，觉得广院是个与众不同的学校，我的同学们个个才华横溢。
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两个播音系男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学生甲（嗓音嘹亮，字正腔圆）指着笸箩里的馒头：“师傅，来一个馒头。”
身后学生乙（声音浑厚，明显带有胸腔的共鸣）探身关心地问：“一个馒头够吃吗？”
学生甲转身：“我还要二两粥。”
这段话干着念没什么意思，你想象用播音员的声音一板一眼地播出来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咱们会被处分吗？
广院的学生很少有不谈恋爱的，我当然不例外。
校园爱情很单纯，无外乎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眼巴巴地等着女朋友下来，然后两人手拉手一起去食堂、去图书馆。万一吵架了，操场恐怕是最佳去处。400米长的跑道，一圈圈去走吧。第一圈女孩还眼泪汪汪的呢，走第二圈多半就雨过天晴了。
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和男朋友（现在是老公了）溜溜达达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片核桃林前，他突然停下来，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你先回宿舍吧，我去教室拿点东西。”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大白天的，你们俩在校园里干什么呢？”
我和他同时转身，发现是学院的一位领导，正怒目圆睁地盯着我俩。
“我们怎么了？”他纳闷地问院领导，声音里的不耐烦我是听出来了。
我心里忽悠一下，他该不会是没认出院领导吧。
“你们是哪个系的？在校园里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院领导的声音更大了。
我的头嗡地一下，天哪，拉拉扯扯，这在我听来和校园里贴出的“某某和某某在宿舍被当场抓住”的处分布告一样可怕呀。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声名狼藉、名誉扫地这些词。
不时有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好奇地看上两眼，这更让我羞愧难当。
“你凭什么出言不逊、血口喷人？”他平常语言朴实，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想到被逼急了，反倒出口成章。
“你这个学生，是什么态度？走，跟我到保卫处去！”领导怒不可遏。
“别说了。”我吓坏了，想伸手去拽他，又怕院领导再给我们罪加一等，只能作罢。
“你先走吧。我跟他去保卫处，非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他知道我胆子小，所以一个劲赶我走，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我那天真不够意思，竟然丢下他仓皇而逃。
下午两堂课我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心里总在嘀咕，学校该贴布告处分我们了吧。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我就是个例子，原本坦坦荡荡的什么坏事也没做，被老师一吓唬就觉得自己真犯了生活作风错误。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一下课，就见他笑嘻嘻地站在教室门口等我。
“会怎么处分咱们俩？”我又忘了男女授受不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没事，到了保卫处我才知道那是院领导，于是赶快承认错误，领导还算宽宏大量，挥挥手就让我上课去了。”
我惊喜交加地看着他，一种劫后重逢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管学生，广院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广院的学生天性大多自由奔放又略带散漫，这样的学生如果一板一眼地严格管理，效果未必好。广院老师可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一阵，学生食堂浪费食物现象很严重，教务处于是召集全院在礼堂开会。我在口袋里塞了本琼瑶小说准备去会场消磨时光，反正老师准会讲一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类的老生常谈。
可是，老师竟饱含深情地念了一封学生家长致院领导的信，其中一段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农民，只念过小学。如今，我的儿子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经济上保证他完成学业。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在他入学前，为了凑够路费，我去医院卖了一次血。我给领导写这封信，就是希望你们严格管理我的孩子，让他知道，父母抚养他不容易，他要争气。”
这封信念完，全场鸦雀无声。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食堂的垃圾桶里真的再也看不见整个整个的馒头了。可信也带来了后遗症，整整一个学期，周末一回家，我就悄悄地观察我爸，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刚刚卖过血。偏偏我爸肤色白，这让我更加坚信，他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都是他卖血换来的。
这让我痛不欲生。
暑假一到，我就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时薪5块钱。一个假期下来，我赚了差不多100块钱，心里总算好过了些。就算我爸还要卖血，也可以少卖些了。
广院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教育着我。
王纪言是凤凰卫视的副总裁，中文台台长，我在校时是广院的副院长。他对学生的管理风格就是外松内紧型，属于不留痕迹，聊着聊着就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他为人极随和，可是再吊儿郎当的男生在他面前都是挺胸收腹的。
有一年夏天，广院校园里男生流行光膀子穿一件衬衫，从领口到前胸全都敞着，只在肚脐上方勉勉强强地系个扣子。
一天，一大帮人就这么晃着肩膀在学校里走，自我感觉很好。晃着晃着，迎面碰上了院长。
院长脸上笑笑的，指指其中一个男生，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哎，一点胸毛都没有，就别敞着了。”
男生们立刻无言以对，从此，天再热，喉结下的钮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
我上学时，广院的名气不像现在这么大。
我的同事梁冬考上广院后兴奋地带上录取通知书去看望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听说自己当年最得意的学生要离开广州到北京读大学，老师非常欣慰，欣慰之余也不忘谆谆教导：
“要好好学习啊，去北京念书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北大吧？”
“不，是北京广播学院。”
老师不说话了，沉吟半晌，才语重心长地说：“有个学上总是好的，就算是电大也不要紧。”
这两年，不少高校改了名字，凡是叫学院的都改做大学，为的是跟国际接轨。我听说广院也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名字。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台的一个节目里看到广院毕业生在唱校歌，那熟悉的旋律立即让我热泪盈眶。
“校园里道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
啊，年轻的白杨，吸取着大地的营养
啊，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
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讲，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谢谢母校，给了我五年美好难忘的大学时光。
实习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精彩
不过，实习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精彩。
因为是学生，我不可能出图像，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编辑和配音。按理说，能在中央台实习，对任何一个尚未走出大学校门的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可我那时刚涉足电视圈，最热衷于跟着剧组到外地出差。人呢，见了些小小的世面，心浮得不得了，每天下午要我安安静静地坐着翻译稿子，我已无法忍受。
实习生的工作量特别小，每天的任务就是从《新闻联播》中选一条国内新闻，翻成英文，自己配音就可以了。配音是我喜欢干的事。实习的两个月当中，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坚持收看英语新闻，为的是听听自己的英语配音，尤其是最后的结束语：Chen Luyu for CCTV News。（中央电视台陈鲁豫报道）很有成就感。
实习工作并不紧张，也不复杂，可我，还是常常出错。
每次配音之前，我都要按规定从磁带库把《新闻联播》的母带借来，复制一版，再把声音录在复制版上。按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