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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明白，我过了，而且是考官最满意的学生。
复赛时选手们都在场，终于领教了彼此的实力。当北外的一个男生激情澎湃地朗诵起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我后悔得直掐自己：“这么棒的创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正在心里呼天抢地的时候，一个漂亮的长发女孩走上台来，用漂亮的英语说到：“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
这下，我不慌了。大家都有梦，我偏偏不做梦。‘我连过三关之后，接到了参加决赛的通知。决赛一共10名选手，除我之外，其余9人全部是北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踏实了。我是少数分子，属于弱势群体，输了也光荣。
我心情平静地去参加决赛。
决赛的评委中有我最敬重的胡文仲老师。胡先生从来没教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英文启蒙老师。是他让我领略到英语的魅力。
胡文仲先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著名教授，八十年代初期，他曾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一档由BBC制作的趣味英语教学栏目《Follow Me》（跟我学）。节目播出时，我是一个连ABCD都背不出的小学生，可这丝毫不影响我每天准时收看《跟我学》的兴致。胡先生的讲解生动形象，他不说语法，只简单明了地告诉你正确的表达方式。于是，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学习语言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决赛好像是在中国剧院举行的。
那天，北京电视台的转播车就停在大门口。我早早化好妆，一个人悄悄地溜到后台，站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静静地看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架机器、调灯光。一个导演模样的年轻女人拿着步话机，威严地站在舞台中央，冲着台下的人比比划划布置工作。
我屏住呼吸，惊喜交织地看着这一切，自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大声地说：“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那一天，就在剧场的大幕后面，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属于电视。
决赛的时刻到了。我穿着一件淡粉色膨体纱毛衣，腰间绣着孔雀图案。脸上的妆现在想来有点可怕，我搽了鲜红的唇膏、眼睛贴了又长又重的假睫毛。头发和现在的差不多，只是前面的刘海剪得齐刷刷的。
比赛结果，我获得了第一名。领奖的时候，我看见坐在台下的外教James，他带着全班同学来给我打气。一听见我拿到了冠军，James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那里又叫又跳。记得，我冲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冠军的奖品是一台巨大的电动打字机。我居然一个人挤公共汽车把它扛回了家。
爸爸从来不当面表扬我。那天，他只是微笑着用手摸了摸打字机，想了半天，终于说：“可你还不会打字呀！”
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演讲比赛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1992年3月的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系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系主任裘国英老师和两个陌生男子。裘老师说：“这两位是来挑节目主持人的。”
我心里兴奋得怦怦乱跳，脸上却始终是一副矜持的表情。
“我们是中国民航机上节目的编导，正在筹拍一个旅游节目，名叫《空中博览》，准备要去世界各地拍外景，所以对主持人的外语能力要求很高。”两个男的，一胖一瘦。胖的开始介绍节目的拍摄计划，那个瘦子不住地打量我。
我有些沮丧，还以为是电视台的呢。不过，坐飞机周游世界也着实令我心动。
我表示对节目有兴趣，裘老师更是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
那两个人一直点头微笑，然后客气地留下名片便告辞了。
我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慕名而来，失望而归。早就听说广院外语系有个女生得了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估计是个可造之才。没想到，亲眼一见，却是个毫不起眼的黄毛丫头。
平心而论，实在不能责怪民航的同志不是伯乐。要怪，就怪我当年完全没有半点千里马的风采。已经3月份了，我还穿着臃肿的羽绒服。清汤挂面的头发，胖乎乎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那副样子，任凭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气质、明星魅力这些词和我联系上。
虽然觉得自己的外形不够靓丽，可我还是暗暗希望民航的导演能选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民航的回复。
现在，我常常坐国航的班机。每次机上播放《空中博览》，我总会边看边孩子气地想：“当初他们没选我，如今一定在家后悔得拿头撞墙呢。”
我很容易受伤，但从来不会被打倒。很快地，我就将国航的事抛到了脑后。
那一阵，我像中了邪一样在准备考托福。每天除了上课、睡觉、吃饭，就是背单词、做托福试题。我刚刚失恋，于是一心想要出国留学，想马上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至于要去哪、学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只是一味地要走，电视，被我完全搁置了。
天气渐渐地暖和了。4月的一个星期六，班主任通知我，王纪言院长要我下午去电视系演播室试镜，中央台导演要来挑主持人。
我的心又有些活动了。
吃过午饭，我照例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我喜欢做托福习题，一做就上瘾，一上瘾，就忘记时间。等我赶到演播室，其余试镜的播音系女生已经到了。我找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心里还琢磨着没做完的题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几乎想溜走了。我最讨厌和别人争一件事情。这种时候，我会变得很不自信。
这时，王院长带着一群人呼啦啦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大胡子男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看他的样子，想必是导演。
“这位是中央台文艺部的张晓海导演，今天来咱们学校是为中央台一个新的栏目挑主持人。”院长指着大胡子冲我们介绍。
“这些都是播音系88、89级的学生，哦，还有一个88级外语系同学，陈鲁豫。”院长在演播室里找了一圈，终于发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她刚获得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院长叉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另一只手远远地指向我。于是整个演播室里三十几个人的目光唰一下都转向我，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张晓海只是对我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试镜开始了。每一位候选人要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
这下子，我的兴趣来了。采访是我大学的专业课啊，尤其是那些外教，几年来，给我们成套地灌输了西方式的采访技巧：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要让对方明白，你对他很了解；问题要尖锐、要抓住对方回答中的漏洞穷追不舍……这些理论，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播音系的女孩一个个上场了。她们声音圆润、吐字清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飘逸的长发。和她们相比，我显得太另类了。我的另类并不是酷，而是指我的外表没有一样符合传统美的标准。
不过，这反而让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的逻辑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所有的同学都考完了。从张晓海礼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没有惊喜。
该我出场了，我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
“行！”张晓海老实地点点头，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不耐烦。毕竟，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
对张晓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广院毕业，仅此而已。但我隐约记得中央台文艺部还有两个大胡子导演：赵安、张子扬，也颇有名气。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大胡子开始：
“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
张晓海愣了一下，我紧接着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后来，张晓海多次提到我对他“恶狠狠”的采访，说我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逼得他没处躲没处藏。
如今，我已经采访了许多人，我知道，温和、宽容远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赏自己当年对晓海的提问，那是真正的锋芒毕露、畅快淋漓。
感谢晓海，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能不计前嫌，从众多靓丽的广院女生里选中我来主持《艺苑风景线》。
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98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和外语系的学弟学妹们见面。同学们早早地挤满了当年我们上大课用的阶梯教室，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粉笔字：欢迎鲁豫回家。当掌声响起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和感慨无法言说。
一个女生代表全系向我表示欢迎，她的致辞让我恍如隔世：“10年前，鲁豫也在这间教室上过课。”
我心里咯噔一下，10年了吗？我从没想过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我的内心还保持着一份学生情怀，而且始终像个大学新生，心里怯生生的，对一切充满好奇和敬畏。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88年入学时，我们外语系人丁并不兴旺，只有国际新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又只有一个班，每班20人。
作为新生，我对高年级同学很是羡慕，觉得他们成熟、漂亮、能干。平时，总能看到他们背个包，风风火火地在广院门口伸手招一辆十块钱的小面，忙着往电视台跑。我常盯着他们的身影发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电视界大显身手。
我眼巴巴地盼着大学第一年早早过去，系里再来些新生，也能够尝尝高年级面对低年级时，那种关怀、自信又略带傲气的感觉。
等啊等，等来的结果却是1989年外语系不招生。眼看着其他系的88级学生终于修成正果，抬头挺胸地做起了老资格的师哥师姐，我心里颇有些失落。无奈，在外语系，我们班还是年级最低的班级。就这样，大学二年级了，我还像个新生似的，每天怯怯地去食堂吃饭、去水房打水。
大三开始了，外语系终于迎来了90级新生。可我，很长时间里还是找不到高年级学生的感觉。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食堂吃饭。一个高大漂亮的女生坐到了我的旁边，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含着满口饭菜勉强抿了抿嘴算是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用一听就知道是播音系学生的悦耳嗓音亲切地问我：
“你，是哪个年级的啊？”
“88的。”我伸了伸脖子吞下了嘴里的饭，声音小得像蚊子。
漂亮女生半张着的嘴一下子合上了，她开始埋头吃饭。
“请问，你是哪个年级的？”我鼓起勇气问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她一定是87级的，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自然又老练的神情呢？我练了两年多了，还没练成呢。
谁想，她的声音低了八度：“我，是89的。”
我感觉自己的背一下子挺直了。从此以后，我终于没有了新生的羞涩和胆怯。
我从来都不是刻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晃晃悠悠的。高三就算比较认真了，也远没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倒是进了广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