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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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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唯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有以启之。”

【译文】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王通和韩愈两个人。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十分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远。”

徐爱问道:“为什么王通有模拟经书的错误?”

先生说:“拟经之事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你先说说后代儒者写作的东西与拟经比起来怎么样?”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终目的。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

先生说:“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说:“仿效孔子删改《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大概于明道无补。”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假如道明于天下了,那么《六经》不必著述。删节编著《六经》,孔子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自从伏羲演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此乱作一团。孔子发现天下一天天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延伸只会目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觉着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的宗旨。于是那些纷纷扰扰的学说都废掉了,天下关于易经的说法开始归一。《诗》《书》《礼》《乐》《春秋》也是这样。《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许多淫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名义下的物数,到这时也是不可胜数,孔子都删节削减,然后编著归正,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在《书》《诗》《礼》《乐》之中,孔子何尝加过一句多余的话呢?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是后来的儒生自己牵强附会硬凑的,不再是孔子当时所编著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也说是孔子编著了,实际上是鲁国的旧史旧文,人们说孔子写,其实写的就是旧史旧文,人们说孔子削减过,其实就是把繁杂的东西削减掉了,是有减而无增。孔子编著《六经》,是害怕繁杂的文章搅乱了天下,所以只要简易些,使天下人从此务必去掉华丽的文饰而追求文章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以文教导人们。春秋之后,繁文更加多了,天下更加混乱了,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是因为他出于一己之私意,加上又焚了《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向只在于明道的话,把那些反经叛理的书全焚烧掉,这也正暗合了孔子删节削减再编著的意思。《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一团漆黑。秦始皇焚毁经书得罪了天下士人,是出于私心,更不该焚毁《六经》。秦始皇当时若志在明道,把那些背经叛道的书全拿来烧掉,那么正暗合了孔子删改《六经》的本意。从秦汉以来,文辞华丽的风气又一天天兴盛起来了,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对那些与《六经》的阐释相接近的进行宣传表彰,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我认为,即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否认这种观点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是因为华丽的文饰兴盛,而求实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以迷惑世俗取得功名,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蔽世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崇尚华丽,争相追求文饰,以求在社会上出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璞归真的切行。这些都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解读】

这场对话篇幅很长,师徒从对韩愈和王通的评价开始,起先并未说明什么大道理。但由此过渡到上文所说的“心即是理”,理明则心正。那么如何才能明这个“理”(道)呢?于是,王守仁借由对王、韩二人的评判,进一步阐明“理”是心之本体,“文”是显现于外的形体,用文辞教化天下,必然使人舍本逐末,忘却天理,失去本心。

第16章 务本尚实,反朴还淳

【原典】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译文】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做解,恐怕世人也难以读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句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春秋》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人称伊川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的这种观点,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明白圣人做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何必去了解弑君的详细过程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伐国’,伐国就是罪,为什么去问征伐别国的详细情况?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纠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养天理、去除私欲。关于存养天理、去除私欲的事,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会说很多,恐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么能够详细地给人们看呢,这不是要助长乱象、引导奸恶吗!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讲道:‘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究做广博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这话怎么说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叹地说:“不能通达天理的人,很难和他说清楚这事的!”

他接着说:“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保留的不过几篇。除此之外,难道是其中没有别的事发生,而所著述却仅仅止此。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解读】

阳明认为,治经旨在明道正人心,而后世注经解经者附加在儒家经典上面的大量浮词虚语,妨碍了人们对经典原意的探求和贯彻实行,违背了治经读经的根本目的。他提出治经的原则“敦本尚实,返朴还淳”,就是清除浮词虚语,探求本意,抑制虚意浮躁之风,注重实行。

第17章 因时致治

【原典】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译文】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想详细地给人们看,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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