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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扬鞭？”曾国藩微微讶异，“有趣！这可是前所未有啊！”
“或者挺枪跃马！”赵烈文笑道，“确实是前所未有！这一类的塑像，要么端坐，要么恭立，哪儿有这么逸兴遄飞的？
“不过，如此高大的一尊塑像，摆在哪里呢？”
“自然是摆在忠烈祠的庭院里，”赵烈文说道，“忠烈祠里头，可是摆不下！”
顿了顿，“到时候，进了大门，一转过照壁，嘿，岳武穆跃马扬鞭、迎面而来了！”
“忠烈祠里头，”曾国藩说道，“应该有岳鄂王的神像吧？”
“有啊！不过，大约就是对那尊神像不满意，轩邸才要‘另起炉灶’的！”
曾国藩奇道，“哪里不满意呢？”
“轩邸说了，”赵烈文说道，“岳武穆壮怀激烈，忠烈祠里的那位，笑咪咪的，左看右看，看不出一点儿‘激烈’的意思啊！”
微微一顿，“当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过，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是，”曾国藩微笑说道，“这一类的塑像，都是恭敬肃穆的，哪儿有——哎，轩邸的想头，还真是矫矫不群啊！”
“不过，”赵烈文笑了笑，“忠烈祠里的那位，可是头戴旒冕的，如果‘跃马扬鞭’，这个旒冕，戴还是不戴呢？若是‘挺枪跃马’，就更不必说了——那得顶盔掼甲呀！”
曾国藩也笑了笑，“我倒是挺想看一看‘挺枪跃马’的岳武穆是什么样子呢！”
顿了顿，用感叹的语气说道，“这番大修之后，岳庙的气象，一定是大不同了！有生之年，一定要找个机会，去拜谒一番！”
“其实，”赵烈文说道，“本朝也曾经多次重修岳庙——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的祭典，这些事情，我还真不大晓得呢！”
“哦？”
赵烈文扳着手指头：
“顺治八年，巡抚都御史范承谟重修。”
“康熙二十一年，两淮转运使罗文瑜重修。”
“康熙三十一年，杭州知府李铎重修，复建启忠祠，祀岳武穆父母；复建两庑，肖张宗本、牛伯远像配祀。”
“康熙四十七年，浙江总督范时崇重修。”
“雍正九年，浙江总督李卫重修，于庙门前重建石牌坊，额曰‘碧血丹心’。”
“嘉庆六年，浙江巡抚阮元重修，大门额曰‘岳王庙’。”
“最近的一次，是同治三年，浙江布政使蒋益沣重修。”
“以上，都勒石记载的。”
“康熙年间，”曾国藩沉吟说道，“拢共修了三次——算是很频繁的了。”
“明清之际，”赵烈文说道，“战火频仍，岳庙毁损的很厉害，半次一次的，也修不完——目下岳庙的格局，基本上是康熙年间这三次大修定下来的。”
顿了顿，“还有，那个时候，岳武穆还呆在武庙里——还是‘武圣’呢！”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曾国藩说道，“岳武穆是雍正四年移出武庙的吧？”
“对，雍正四年，世宗宪皇帝将岳武穆请出武庙，独尊关壮缪！”
“五年之后，”曾国藩沉吟，“即再次重修岳庙，这——”
赵烈文一笑，“算是有所‘补偿’吧！”
顿了顿，“爵相，我有几句题外话——”
“惠甫，你我之间，没有什么‘题外’、‘题内’之分。”
赵烈文不由感动，“是！”
顿了顿，“我以为，世宗宪皇帝做事情的魄力，本朝诸圣，堪称第一；不过，论及心胸，实在不算如何宽阔，既不及圣祖仁皇帝，也比不上高宗纯皇帝——”
“天聪九年，太宗文皇帝改‘诸申’为‘满洲’，次年，改国号‘金’为‘清’，即意味着，本朝和完颜氏的‘金’，已毫无关系；入关之后，列圣相承，一再示天下本朝得国最正——本朝承继的，乃是华夏正朔！世宗宪皇帝此举，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诸申”，即满语之“女真”。
曾国藩微微颔首。
“其实，”赵烈文说道，“高宗纯皇帝对于乃父的作为，颇不以为然，可是，又不好将岳武穆重新请回武庙——如是，世宗宪皇帝的脸面，可就不好看了！”
“于是，对岳武穆，另辟蹊径，加以褒扬。”
“乾隆年间，岳庙虽未重修，但高宗纯皇帝其实是本朝诸帝对岳武穆评价最高的一个，数谒岳庙，做岳武穆论，称其‘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
“又，‘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
“还有，”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高宗纯皇帝大约也是骂宋高宗骂的最狠的一位了吧？”
“正是！”赵烈文一拍大腿，“爵相说的，一定是高宗纯皇帝的读宗泽忠简集吧？那篇文章，骂起宋高宗来，简直叫狗血临头了！”
宗泽，谥“忠简”。
“是，”曾国藩点了点头，“正是读宗泽忠简集。”
赵烈文神采飞扬，“岳庙里头，就有这篇读宗泽忠简集！”
顿了顿，“这篇文章，其实是高宗纯皇帝的旧作，倒不是谒岳庙有感而发的，谒岳庙的时候，高宗纯皇帝自道，‘临幸西湖，为高宗昔日流连晏安而忘恢复之所故，手书一通，泐石湖上，以为万古君人者之鉴’——”
“不过，虽非专为岳武穆而作，摆在岳庙里，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偶阅宗泽忠简集，爱其乞回銮诸疏，不忍释手，既终卷，乃知章凡二十四上，而高宗漠然也。夫南渡去今，乃六百余年，读其疏者，未尝不嘉其血诚，赏其卓识，叹其孤忠，欲为堕泪。’”
“‘而彼时为之君者，听宵小深入之言，怀优游苟安之计，屏之而弗顾，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
“‘以致捐中原，弃赤子，谬曰：我终能延赵氏一脉于馀杭。呜呼！人而至此，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而天良丧尽者矣！’”
“斥宋高宗‘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而天良丧尽者矣’——嘿嘿，‘狗血淋头’四字，已不足喻了！”
“‘则兴复之举固未易，言也曰然，复仇其要也，兴复其次也，不共戴天不反兵，高宗于此盖两兼之矣，徒跣以从，不顾一己之成败利钝可也，而居临安玩湖山，称侄于仇，以徒得归葬之骸骨，是诚何人哉！’”
“翻来覆去一句话：宋高宗‘不是人’！”
“哈哈哈！”
“想说这种话的人，未必只高宗纯皇帝一位，可是，囿于君臣之别，不大好开口，高宗纯皇帝就没有这些忌讳了！”
“这番痛快淋漓，勒石于岳庙，岳武穆地下有知，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
*
第二二九章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如此说来，”曾国藩说道，“轩邸是次大祭岳武穆，同高宗纯皇帝对岳武穆的褒扬，其实一脉相承？”
“不错，”赵烈文颔首，“一脉相承！”
顿了顿，“虽然，高宗纯皇帝对岳武穆的褒扬，重点在于‘忠义’——这一点，同他对史可法、刘宗周的褒扬，是一样的；不过，不一样的地方，也很明显！”
“高宗纯皇帝和史可法、刘宗周之间，有一道‘本朝’、‘胜朝’的鸿沟——轩邸祭阎、祭史，乃至祭岳，都是为了抹平这道鸿沟；高宗纯皇帝和岳武穆之间，却没有这道鸿沟——宋和清，隔了元、明，高宗纯皇帝之取态，便完全超然了！”
“细辨读宗泽忠简集，高宗纯皇帝全然是以岳武穆——或者说，以宋——为‘己’，以事实上的同族——完颜氏之金——为‘敌’，也就是说，全然是以宋、明以降之华夏正朔自居，这一层，他比世宗宪皇帝，高明的太多了！”
“世宗宪皇帝移岳武穆出武庙，简直就是唉，就不被人讥为‘做贼心虚’，也是明摆着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好像生怕天下人忘记了，他这一族，原来其实是女真人似的！唉，实在是太笨了！”
这是赵烈文第二次批评世宗“此地无银三百两”；而批评本朝皇帝“做贼心虚”、“太笨了”，也实在是——
咳咳，咳咳。
曾国藩下意识的往门口方向看了一眼。
他收回目光，沉吟了一下，“所以，对于岳武穆，高宗纯皇帝的褒扬也好，轩邸的是次大祭也好，都算是对世宗宪皇帝的‘矫枉’了？”
“算是了！”赵烈文说道，“不过，这个‘矫枉’，高宗纯皇帝不过仅仅摆出一个姿态，真正动手的，还是轩邸！”
顿了顿，“高宗纯皇帝之于岳庙，到底仅仅是一个‘谒’，不是‘祭’——同圣祖仁皇帝祭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轩邸之于岳武穆，却是真真正正的‘祭’——如爵相所言，可以比拟圣祖仁皇帝祭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了！”
“嗯，”曾国藩说道，“一个祭文，一个祭武。”
“爵相一语中的！”赵烈文轻轻击节，“就是一个祭文，一个祭武！——时隔一百八十三年，前后映照！”
曾国藩微微仰头，眯着眼，掐着手指，默算了一遍，开目，微笑说道：
“惠甫，你的‘心水’，还真是清啊！——圣祖仁皇帝第一次赴曲阜祭孔，是康熙二十三年的事情，迄今，可不是已经一百八十三年了？”
顿了顿，“这么说，接下来，就该请岳武穆‘回驾’武庙喽？”
“爵相‘回驾’二字绝妙——这是一定的！”
“不会反世宗宪皇帝之道而行之——将关壮缪请出武庙吧？”
“决计不会！”赵烈文摇了摇头，“愚夫愚妇心中，关状缪高出岳武穆，不知凡几？将关壮缪请出武庙，老百姓一定就糊涂了——‘上头’这是要干什么呢？不再讲究‘忠义’了吗？轩邸何等样人？这个节骨眼儿上，绝不会做这种无谓之事的！”
“嗯，”曾国藩微微颔首，“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个节骨眼儿上”
略略一顿，慢吞吞的说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祭阎、祭史、祭岳，确有奇效啊！莫说一般人了，惠甫，就是你、我，亦不能不心潮激荡啊！”
“这个节骨眼儿上”，自然是指中法宣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是！”赵烈文目光灼亮，“宣战诏书有云，‘战端一开，地无分海南漠北，人无分老幼男女，凡我率土之滨，皆应慷慨以赴，前线后方，戮力壹心，以求全捷，以期盛世，以待大同！’”
微微一顿，“轩邸祭阎丽亨文云，‘战端一开，地无分海南漠北，人无分老幼男女，凡我率土之滨，皆应慷慨以赴，前线后方，戮力壹心，则全捷可期！盛世可待！’——几乎一模一样！”
“又，宣战诏书云，‘华夏赤子、志士仁人，恒河沙数，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轩邸祭阎丽亨文云，‘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自个儿跟自个儿‘犯重’，自然不是因笔力不足，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所‘重’者，即所‘重’者！”
第一个“重”，“重复”之“重”；第二个“重”，“重视”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