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都相继离世，此时只剩下了畸笏叟孤零零的一个，故而从内心发出了“宁不痛杀”的感慨和悲叹。
如果说没有出现后面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畸笏叟这个批语的真实性，从而做出他们并非一个人的判断。但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是，被畸笏叟在丁亥（1767年）已经宣布“别去”的脂砚斋，居然在甲午（1774年）又出现了，而且还是出现在一个极为关键，极为醒目的地方。可以说，正是脂砚斋的这一次复出，让畸笏叟的这个批语露出了马脚，变成了欲盖弥彰的谎言。
那么，脂砚斋的这条批语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第一回的曹雪芹自题一绝之后。这个地方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其内容是作者对读者的表白，每一个解读《红楼梦》的人对它不是一般的熟悉，它经成了作者和读者进行沟通的桥梁，进行时空对话的渠道，所以没有人不知道它，没有人不熟悉它。这个绝句的内容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脂砚斋的批语就写在最后一句“谁解其中味”之后，落款的时间是：“甲午八月”。也就是说，它写于丁亥年之后的甲午年，这正是其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早在1767年就被宣布死亡的人，怎么可能在1774年又出现了呢？难道他会变戏法，从1767年穿越到1774年吗？宣布他死亡的畸笏叟此时又在哪里呢？这个现象颇为令人费解，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这个让脂砚斋死而复生的批语，我们也再熟悉不过，它就是笔者多次提到的“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那个著名批语。这个批语虽然没有署名，但从内容上看，出自脂砚斋之手无疑。因为它在最后一段话中，明确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他说：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亦。
很显然，“一芹一脂”和“余二人”是一回事，“余”是第一人称，是自己对自己的称呼。也就是说，说这个话的人不是曹雪芹就是脂砚斋，不可能是第三者。但一开始它就交待“芹为泪尽而逝”，这样一来，曹雪芹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最后只剩下了脂砚斋一种可能性。这个批语写在“甲午八月”，也就是1774年的8月，这就说明脂砚斋那个时候依然健在，与畸笏叟的说法完全不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的现象呢？笔者认为，不外乎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畸笏叟在说谎，要么是“甲午八月”的记载有误。从分析上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畸笏叟为什么要说谎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脂砚斋被死亡的原因与曹雪芹被死亡的原因是一样的，是某种意义的象征，与一个人的生理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名称的死亡，不是一个人的死亡，通过名称的死亡来表明，一种状态或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其实是作者惯用的“狡猾之笔”，在《红楼梦》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如尤二姐、尤三姐、晴雯之死，都带有这种性质。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鉴别能力，不能稀里糊涂的被它带入歧途，带入迷宫，带入泥潭之中。
从署年上看，甲午批语应该是脂砚斋留在书中的最后一个批语，此后再没有出现比它更晚的了。这个批语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直接表明胤祯在1755年没有死，在1767年也没有死，在1774年的8月依然活着，此时他已是86岁的高龄，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老神仙”了。这个时间与官方的记载整整相差了十九年，可以说它改写了胤祯在世的时间，也改写了清史的记载，更改写了人们对《红楼梦》作者的认识。那么，在这漫长的十九年里，他是怎样淡出人们的视线，又是怎样度过自己余生的呢？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有待破解的一个特大谜团。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关于胤祯死亡的时间，他的孙子永忠的记载与官方的记载也不一致。虽说二者的出入没那么大，但问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太不应该，令人颇为费解。要知道，这个错误还是侯堮发现的，他在整理永忠的诗集、手稿等资料时，发现永忠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对其祖父允禵（胤祯）去世的记录是这样写的：
正月初二日，王祖允禵病。
初六日，王祖允禵薨。
另外，永忠还在他的《诗题及注》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乙亥（即乾隆二十年——笔者注）正月六日，王祖薨。上年二十二日，犹命坐谈佛理。腊月二十八日，忠自黄华山回，犹倚杖立谈数语。岂期开年以正月二日病，初六日遂不起耶！
落款是“孙永忠泣识”。
可见，关于胤祯死亡的时间，官方的记载是1755年的6月，而永忠的记载却是1755年的正月，二者之间相差了整整半年。为此，侯堮在他整理的《觉罗诗人永忠年谱》的叙言中无不感慨的写道：
清史稿一书，疏漏尤甚！今以永忠残集为证，如允禵释放，实在雍正十三年冬高宗即位之时，不在“乾隆元年”。其逝世在乾隆二十年乙亥正月初六日，不在“六月”。（未完、待续）
（本章完）
第130章 、胤祯卒年之谜（3）（）
官方的这个失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就连侯堮都感到不可思议，表示十分惊讶。按理说，清史稿不可能有错，因为胤祯在乾隆父辈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与乾隆血缘最近，关系最为密切，他的逝世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件大事，怎么可能把时间弄错了呢？而且一错就是半年。但永忠的记载更不应该有错，毕竟胤祯是他的亲祖父，他是胤祯的亲孙子，而且常年生活在一起。我们看到，就在胤祯去世的前几天，他们还面对面的叙谈过，如此亲密的关系，怎么可能记错时间呢？这种可能性在永忠身上几乎等于零。
然而，在我们面前偏偏就出现了看上去都很权威，都很可靠的两个版本，两种说法。这两个版本，两种说法孰对孰错，外人几乎无法评判，更难以得出结论。不过，对我们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笔者认为，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胤祯在乾隆二十年根本没有死，他依然健在，只是放弃了官爵、王位、族籍，隐姓埋名出家归隐，打算在民间度过余生。他的“死”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象征着他从皇族退出，从王位退出，从官方舞台退出，将自己隐身于民间，隐身于江湖，隐身于草莽之中。既然是归隐，当然要秘而不宣，当然要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因此朝廷只好以“死亡”的方式结束他的历史。永忠的记载只能与官方的记载保持一致，这就造成了胤祯在1755年去世的假象。
可是，既然要保持一致，为什么又留下了不一致的记录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清廷和永忠之间对胤祯“死亡”的具体时间并没有达成默契，以至于出现了各自表述，相互矛盾的说法；第二种，永忠在主观上根本不想与官方保持绝对一致，有意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破绽，想以此为契机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去探究原委，发现真相。因此，在胤祯去世的时间上，他比官史的记载整整提前了半年，这个差别足以说明，胤祯的“死”非同寻常，里面大有文章。
胤祯1755年出家归隐的事实，并非笔者的妄加猜测，而是根据《红楼梦》主人公的归宿推断出来的。宝玉的判词说的很明白：“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作者把归隐山林，再续“前缘”，将历史真相昭告天下当作自己余生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故而早早做出了归隐的决定，并将其隐藏在了《红楼梦》中，隐藏在了主人公的归宿中。“归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放弃高官厚禄，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放弃家庭的天伦之乐，把自己变成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平头百姓，在清贫中渡过余生。可不想要小看了这两个字，它不仅代表一个政治人物在最高舞台上的消失，还代表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使命感，没有毅力，没有博大的胸怀，很难做到这一点。惜春的“缁衣顿改昔年妆”，说的就是这件事。所以，笔者认为，官方记载胤祯死亡的时间，就是他出家归隐的时间，就是他从庙堂走向江湖的标志。也就是说，他在1755年的6月之后，彻底摆脱了庙堂的角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江湖野客。
他为什么要选择在1755年归隐呢？根据清史记载：胤祯于乾隆元年开释（这个记载与永忠的记载也不相符），二年封奉恩辅国公，十二年封多罗贝勒，十三年封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二十年去世。其实，在进行《红楼梦》创作的十年时间里（大约1745年——1754年），胤祯就已经是在半仕半隐的状态下生活，《红楼梦》的诞生地，西山的“黄叶村”，就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当这本书于1754年定稿之后，马上面临问世的问题，这个环节既关键又有一定的风险。也许，正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决定在这个时候改变自己的身份，让自己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这样他才能放开手脚，一心一意的完成“问世传奇”的心愿。
胤祯被乾隆开释到他最终归隐，期间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与乾隆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们从侯堮根据永忠的诗稿等资料编写的《觉罗诗人永忠年谱》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永忠有这样的记载：
秋，王祖允禵扈跸圣驾驻热河。
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又这样写道：
十月，王祖允禵接驾，面奉温旨慰谕，兼有万金之锡。
虽然这些记载只有寥寥数语，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乾隆对这位叔父尊敬有加，而胤祯对这位皇帝更是呵护备至，倾力扶持。所以，永忠在挽王祖允禵的一首诗后面特别加注了这样一段话：
我王祖对皇上之忠诚恳爱，勤勤惓惓，难以笔墨形容也！皇上施隆恩异数，亦与诸王异。
这就足以说明，二人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多么的不一般，其他诸王与之根本无法相比。可以说，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君臣关系，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亲情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了胤祯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乾隆顾全大局的远见卓识。
想想看，雍正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乾隆仓促之间登上皇位，从未理过朝政的他，在纷繁复杂的国事面前能指望谁，又能依靠谁呢？环顾四周恐怕也只有胤祯了，毕竟这是他的亲叔叔，而且曾经手握兵权，立下过赫赫战功，是康熙朝的一位股肱重臣，在父辈诸王中最能干，最忠诚，最有远见。更何况，在世的父辈已是寥寥，可依赖者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二人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关系，自然在情理之中。（未完、待续）
（本章完）
第131章 、胤祯卒年之谜（4）（）
可是，在胤祯去世的1755年，乾隆反而没有任何表示，起码在永忠的记载中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虽然官史有乾隆赏治丧银一万两，赐谥“勤”的记载，但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看不出有任何“与诸王异”的个人情感方面的东西。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