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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去呢？
大久保只能顶着各方压力，期望着伊藤能谈出一点东西，让日本能找到下台阶，体面地解决此事。
4月11日，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正式会谈。
伊藤上来就大肆狡辩，宣称出兵是为了惩罚那些杀害渔民的凶手，并索要500万两白银军费。还说夏云桐抢劫日船，绑架日人，才是真正破坏两国邦交，要求清政府予以惩办，并赔偿一切损失。
至于日本为什么悄悄派一堆官员到淡水厅活动，伊藤却只字不提。
自己侵略还说别人破坏邦交，如此颠倒是非，让李鸿章也觉得难以忍受，和谈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但就在此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突然介入，劝说李鸿章做些让步，让事情和平解决，“维护东亚和平与人民福祉”。
这就打中了李鸿章的要害，他最怕的就是事情多边化、复杂化、国际化，只好妥协下来，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起来。
同一时间，夏云桐还在做着紧张的备战工作：
储备的大量物质被存放在数十个大型战备仓库；
初步完成的公路网纵贯整个淡水地区；
扣下的6艘日本轮船全部驶入沪尾港，泊于淡水河；
军械局的地雷则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小部分送往沪尾港，绝大部分送往月眉山。
战争气氛浓烈，夏云桐却在4月10日突然接到了两封电报，分别来自李鸿章和盛宣怀。
电报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求夏云桐冷静克制，放人放船，避免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影响正要进行的谈判。
李鸿章透露说，这也是两宫太后的意思；
盛宣怀则是利诱：理财生意做得很顺利，最好别节外生枝，耽误了大家发财。
夏云桐一声冷笑，将两封电报都撕得粉碎，只当是线路技术故障，什么都没收到。
哼，李鸿章以为搬出了两个太后，就能给自己足够的压力，哪知道自己忙活了许久，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其中的战略思考、历史责任、利害关系、千秋功罪，岂是李、盛之辈能够明白的了？
现在时机到了，两国使团准备商谈，日本人无非是找些场子，好压制国内的好战气氛，自己要做的，就是再加点刺激，让日本实在下不了台，除了全面战争别无选择。
4月12日，沪尾港红毛城，一个偌大的高台被搭建起来，上面立着绞刑架，两旁红旗招展，张灯结彩，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仿佛一个盛大的节日。
正面的观礼台上坐着被邀请来的外国领事、记者和商人，大家共襄盛举，来看一场好戏。
夏云桐一到场，民众都高呼元首，场面十分热烈。
他拿着喇叭讲了起来，什么日本入侵台湾，犯我中华领土，凡我中华儿女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我辈正当舍身忘我，抛头颅，洒热血，展现我不屈的气节，哇啦哇啦一大堆。
台下一阵阵欢呼，那些外国领事听得也很佩服：这个人很有演说天赋，各种煽情各种爱。
这时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夏云桐高喊起来：“我们将用钢铁般的意志来回应敌人的暴行，我们将向傲慢的日本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我们决不妥协。”
说完，一个面色苍白的日本人被押上了高台，正是那花房义质，这时大家才明白今天要干嘛。
观礼台上的英国领事班克斯以手加额：“哦，我的上帝啊，这太疯狂了，这下糟了。”
很快花房义质就被绞死了，临死前喃喃自语：“他是个疯子，疯子。”
接着被绞死的是岩崎弥太郎，一直在摇头骂着“八嘎”，不知是在骂别人笨蛋，还是在骂自己。
涩谷荣一十分淡定，被套上绞索时还对刽子手说了声：“麻烦你了。”
清水右兵卫临死前一直叹气，显得很郁闷：“死得真冤啊。”
接着是水野遵和桦山资纪，两人都无法自己行走，是被刽子手架上来的。
日本人有个不好的习惯，每逢大战前，高级将领都会跑到敌国亲身侦察，打台湾是桦山资纪；甲午战前是川上操六；日俄战前是福岛安正……，对手如果机灵点，这简直是送大舌头上门啊。
现在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就是最好的情报来源，自然都遭受了酷刑拷打，在袁世凯的军法处，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审讯员”，只要是人，就无法保持沉默，再视死如归的武士也不行。
水野遵被绞死时沉默不语。
倒是桦山资纪已经崩溃了，堂堂正正的威严模样荡然无存，哭得像个小媳妇儿，让后面的别府晋介实在看不下去了，“桦山君，给日本人留点脸面吧！”
别府晋介是最后一个被绞死的。
在武士文化中，如果到了非死不可的程度，最好是剖腹自杀，这是一种光荣的结束，但夏云桐偏不让他们如愿。
第五十章 舆论如山（）
4月15日，北京。
经过几番会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共识，伊藤也将索赔的金额大幅度降低。
会谈间隙，李鸿章的心情很好，这次外交风波总算又被他糊弄过去了。
他正轻松地喝着茶，干儿子盛宣怀跑了进来，脸上满是震惊和无奈。
李鸿章很奇怪：“杏荪，何事惊慌啊？我教谕你多次，居移气，养移体，修身内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要点城府好不好……”
没等干爹说痛快，盛宣怀赶紧将最新的一份《申报》递了过去，上面斗大的标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副标题是“淡水厅昨日绞死七名日本官员”。
李鸿章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手中的茶杯掉到地上，“当啷”摔了个粉碎……
与此同时，日本《时事新报》也以号外的方式，报道了发生在淡水的惨案，福泽谕吉以极为悲痛的笔调，评述了事情的经过：
“这七位大和民族的英杰，在这民生多艰的时代，前往异国他乡，为帝国，为子子孙孙开拓着未来，最后却横遭绞死。
尸身被抛于荒野，任由野狗啃咬吞食，而他们的祖国还在空言座谈，与支那无休无止地谈判斡旋，如此懦弱，如此无能，怎不让仁人志士扼腕痛惜，涕泪长流呢？”
他还将这殉难的七人称为“七君子”。
社会氛围就像蓄势待发的火山，舆论众口一词，一定要为“七君子”复仇！
不断有人跑到太政官署前抗议，甚至有人剖腹或****，刚建成的东京上野公园，数万人集会高喊着：
“为七君子复仇！”
“打倒无能政府！”
“圣明的天皇，请谅解这赤子之心吧！”
愤怒的民众甚至烧掉了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宅邸，大久保利通更是被视为“****”，人皆曰可杀。
……
如此情势，让身在北京的伊藤等人十分尴尬，现在牡丹社事件已经无关紧要，夏云桐成为了焦点，不能解决掉此人，所有的谈判都毫无意义。
伊藤博文提出，必须严惩夏云桐，其余的可以徐徐商量。
李鸿章也很恼火，但现在要治夏云桐的罪可不容易，倒不是因为翁婿关系，他恨夏云桐横生枝节，还说什么技术故障，根本没收到电报云云，分明是在狡辩。
可偏偏舆论翻转，朝野一片力挺夏云桐的声音，清流派大声叫好，大部分官僚都觉得扬眉吐气，称赞夏云桐好样的，有血性。
甚至一向与李鸿章势同水火的左宗棠，也公开称“生子当如夏云桐”！
民间知识分子更视其为民族英雄，最妙的是连满清贵族，也纷纷为夏云桐说好话，说他“情有可原，其忠可嘉”，当然是因为买了夏云桐的理财产品，怕他万一有个好歹，投进去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进步势力与腐化堕落势力同声叫好，舆论如此一边倒，可以说前所未有，连慈禧也不得不保持了沉默，他李鸿章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惩办民族英雄呢？
对于伊藤博文的要求，他索性双手一摊，一推四六五。
这段时间，夏云桐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上，不断有人来信来电，鼓励支持赞誉居多，还有人捐款捐物。
德国领事克劳奇也很高兴，在他看来夏云桐是听取了自己“主动出击”的建议，同时也善意提醒日本可能的报复。
英、美领事则显得态度冷淡，不过夏云桐也无所谓，政治无非是相互利用，朝秦暮楚，早在意料中。
此时的日本仿佛一座愤怒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大久保利通就是堵住火山的人，他强力压制朝野舆论，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4月19日，伊藤博文从北京发回的长电，介绍了双方谈妥的《清日北京专约》草案内容：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清政府“不以为非”；
清朝给予日本白银50万两，其中10万两作为军费，40万用于购买日军在台南修建的道路和营房；
淡水厅地方官员处置失当，相关赔偿细则可另案讨论。
这个条约承认了日本出兵的正当性，变相给了日本吞并琉球的借口；
同时承认淡水厅的过错，另案讨论等于是暂时搁置，李鸿章和两宫皇太后对夏云桐的自作主张非常不满，但希望等舆论冷却下来再“秋后算账”。
伊藤博文坦言，这是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大久保咬牙切齿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份草案，尽快了结掉争端。
但这时，条约的内容已经传了出去，不要说激进派无法接受，连內治派也觉得这样太过窝囊，抗议声不绝于耳。
但大久保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为使条约顺利签署，不惜得罪任何人。
两天之内，反对最激烈的外务卿副岛种臣、司法卿江藤新平、参议后藤象三郎和大木乔任等，相继被撤职。
在民间进行串联的社会名流，如林有造、片冈健吉、大江卓、竹内纲等多人被捕。
4月23日，甚至原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和声望极高的著名作家和意见领袖福泽谕吉，也以煽动叛乱罪被捕。
同时镇压了改革和保守的代表人物，表现出大久保利通坚持自己“內治优先”理念的钢铁意志。
如此强势让明治天皇也觉得过分，让他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对于天皇的至高威望是很大的伤害，私下里跟近臣抱怨：“大久保真该死啊。”
一语成谶。
4月26日清晨，大久保利通乘坐马车前往太政官署办公，在清水谷遭到岛田一郎等六名武士的袭击，护卫措手不及，大久保身中利刃。
临死前他怒斥刺客们：“你们这群蠢蛋，这下日本该怎么办啊！”
刺杀震惊了整个日本，明治天皇下令严惩凶手，并在27日为大久保利通进行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国葬，但天皇的内心却松了一口气，国家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
大久保的死让政局发生了逆转，“內治派”失去了灵魂和领袖，尤其是坊间传言行刺是西乡隆盛一手安排的。
政府要员既悲愤又人人自危，要知道西乡自己就是近卫都督，像近卫旅团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都是其狂热的支持者，难怪大久保的护卫挡不住刺客，谁知道是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