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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工作虽然放在修道院，但实际上是由好几个部门联合管理的。指导部门则是政治保卫总局。一段时间之后保卫总局就会对“罪人”们进行评估打分，被认为已经“感化”的好，够得上4b级：“不可靠，可利用”级别的人会被释放并且迁徙到新的地点安置，那些被认为“教育效果不显著”的人，则会被移交给劳动营“处理”。
教士们对这项工作并不反对――在欧洲，修道院收容看管“罪人”也不是罕见的事情。而且教士们认为，澳洲人的世俗政权愿意把这项工作交给教会来处理，是对教会的倚重和信任，所以对“感化工作”反而很是热心。
至于吴院长当然更不反对，这对他来说就是免费的劳动力。“罪人”们在轻工业部开设的专门的制鞋和服装工厂内工作，并且按照人头付给教会一笔费用作为他们的衣食支出。余下的当然就是赞助教会建设了。所以吴院长对这一制度非常满意。
琼北治安战中不断的还有源源不断的“罪人”被送来。最初接受的人员仅限于“匪属”，后来人群扩大的一切被消灭的“敌对分子”的家属。所以吴院长这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数量的“罪人”。
特里尼先生却很是感动，他也画了一个十字。喃喃的默念经文。这时候，冈萨雷斯开口道：“神父，我想忏悔。”
两人离开的时候向教堂捐赠了十个西班牙里亚尔。
“才十个西班牙银元！”吴石芒满脸笑容的目送他们远去，心里却很是鄙夷――他原本以为就冈萨雷斯那副派头至少会拿出五十个银币来。刚才金立阁还为他们做了忏悔――这两位长期在荷兰人的手下，被迫履行新教的宗教仪式，也不按照天主教规定守斋，心里很是不安，所以结结实实的做了一次忏悔。至于忏悔的内容，他得到明天中午才能知道――懂意大利语的元老得明天上午才会听录音。如果有什么机密能够被泄露出来，他这个宗教办的大将可是首功……吴石芒对目前宗教工作很不满意――甚至觉得自己当初选错了升职路线。他原本打得是把天主教会改造成未来穿越帝国的“国家教会”，为此他早就拟定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和计划，包括未来的教区如何划分，教会财产怎么管理等等。吴院长还就未来的“圣城”选定了地址。甚至护教军都有了蓝本。在他的设想里，未来的国家教会将是保证穿越帝国千秋万代的重要力量。教会的修士骑士团和护教军将是元老院的“盾牌和利剑”，当然他也不能免俗的想到了武装修女……总而言之，野心勃勃。
但是元老院对宗教系统卡得很紧，根本没有搞国家宗教的一点意思。也不许他放手大干－－甚至还搞出个“新道教”来把水搅浑。这让吴石芒非常的失落。论及宗教水平，他显然不是精通道教典籍，还有了系统典籍改造思路的盗泉子的对手，在他自认最有水平的组织管理和经营上，元老院又有诸多的限制。吴石芒想来想去，如果自己不打算从宗教系统里跳槽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大规模的扩展信徒――特别是在黎区和“新区”。元老院认为传教有助于稳定对不安定地区的统治。同时传教效果愈好，他能够从耶稣会手里获得的资源也就愈多。
（未完待续）
第六十八节 角力（）
临高教会的最大基本面当然是在黎区。在传教士们的奔走之下，对临高县境内的黎区传教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全体受洗的寨子有十几个。信徒发展到五六千人。而在临高的汉区，通过协助“剿匪善后”，在山区几个过去匪患严重的地区，传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随着琼北治安战的展开，传教士们紧随着伏波军的刺刀和工作队，接着渗透到了琼北各县，特别是在儋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吴石芒不但大肆传教，而且很有心计。他知道元老院里很多人对传教心有顾虑，但是对“移风易俗”却有着一种急切的焦躁感。所以吴院长就指示欧洲来得传教士们和本地信徒中的积极分子，要他们大搞移风易俗的宣传。并且在教徒中身体力行。
移风易俗的宣传，经过吴石芒和白多禄等人的讨论，认定了以“培养卫生习惯，抵制不良社会风气”为主。利用宗教来宣传各种现代卫生习惯，什么饭前便后洗手、清理房前屋后垃圾……正好卫生部的艾贝贝开始在临高本地推行“入院生产”，当即吴石芒就让教士们在布道的时候宣传“入院生产”。还慷慨的专门组织了义务接送队用轿子接送本地孕产妇。在天堂和地狱的双重感召下，临高的汉人教区入院生产比率一下达到了100％，甚至超过了一贯的模范百仞公社。一时间教会名声大噪，艾贝贝对教会大加赞扬，还专门奉送锦旗一面。
除此之外，吴石芒主持稿了一个“礼仪服务部”，杂糅古今中外的礼仪，搞了一套简单隆重的礼仪服务。但是他很狡猾的将其定名为“澳洲式礼仪”，而且根据仪式不同在其中可以不加入基督教成分。因而规避了某些元老的质疑。对于很多没有几个钱的归化民来说，到气派的教堂举行婚礼或者追思会，不需要花钱，教堂里有好听的合唱队，有动听庄重的音乐，有很多鲜花，还有一个和气的神父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会说些辞藻华丽的祝福或者悼念的话语。仪式既庄重又简单，所以很快在归化民中也流行起来了。
临高教会的发展状况，通过几个友人的信件，传送到了远在三亚传教的张应宸手中。
这一年多来，张应宸以三亚为出发点深入海南岛黎区，以行医为手段传播他的“新道教”，取得相当明显的效果。特别是从三亚向内陆挺进的征途中，他已经成功的“攻占”了四个寨子，“渗透”了十个。所谓“攻占”就是全寨都奉若神明，“渗透”是有了一部分信徒。并且在一个主要的大寨子里建立且医且道的“医庐”。
尽管他势单力薄，但是仗着掌握的现代中医学知识和从润世堂购入的药品一路行医，在黎区畅通无阻，传教的效果并不比天主教差多少。当然，在这一年多的传教生涯中他也遭遇到了很多次的危险，突击学习的野外生存知识和随身现代武器和工具帮了他很大的忙，几次让他化险为夷。但是人少力单始终是他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应宸发觉自己没法很快的扩展队伍，吴院长可以坐镇中枢，不断的搞钱搞教会经营，耶稣会的教士们出去传教、布道。他还有白多禄为他充当助手，沟通本地教徒。扩展信徒、经营教会、培训教士，三个方面同时展开，自己却完全是顾此失彼。
几个好不容易才搞到的“道生”因为无人负责培训，只好暂时先放到芳草地继续文化学习。张应宸计划可不是这样――他原本是打算亲自“培育”男孩们的，现在落在胡青白手里，要是给灌输了什么不利于他准备传授的理念不同的知识就不好了。
在种种现实问题的顾虑下，最终张应宸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在黎区的活动，在年会前赶回临高。他准备先“布置局面”，把自己的地步站稳了再说。
按照张应宸最初拟定的发展计划，新道教的核心机构设在定安县――那里有道教的圣地笔架山，是道教丹道南宗宗师白玉蟾的羽化地。有这样一层光环，新道教在当地修建自己的祖庭条件得天独厚。
至于动工的时间张应宸原先打算准备等海南局面全定，新道教有了足够的信徒之后再开始宗教设施的建设和接收。起码信徒多了，资金才能有保证。但是现在的局面迫使他立刻开展行动――新道教不能没有自己的宗教设施，仅仅在三亚搞一个医庐是不成的。既然天主教会的发展比他预计的快，他也得赶快行动起来。
张应宸先和对外情报局搭上了关系――他的最终目标是大陆，对外情报局掌握着在大陆进行活动的经费、人员和体系。而宗教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渗透工具。新道教起码比天主教显得更“本土化”，所以他和江山等人的会谈一拍即合。在对外情报局的同意和牵线搭桥之下，他又和雷州站的谌天雄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关系，将海安的情报站邹和尚庙作为“新道教”系统下的一个道观。
但是在临高也得有一处道观。再怎么说，临高将来也是“革命圣地”，新道教得有一席之地。
修建道观的提案没费多少力气就从何影手里得到了批准文书，又从企划院搞到了修建的物资申请。筹措资金却产生了很大的难处，财政部不肯为修建新道观拨款――在此之前临高的教堂全部是自筹资金。盗泉子尽管在宗教水平上比吴院长强得多，但是他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资金来源困难。
临高教会由耶稣会提供的经济支援，相比之下，“新道教”只能从黎苗事务办公室领取有限的活动经费，宗教办当然也有一些活动经费拨给他。但是比起吴院长每半年就能从澳门领到一箱子银币的经费，有时候还能打着各种名目额外从澳门打秋风来说，张应宸的经济状态堪称非常的差――黎民虽然对他奉若神明，但是却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新道教的金库。
最终，张应宸不得不求助于借贷，以自己的元老股份为抵押，向德隆贷了一笔款，又从黎苗事务办公室和宗教办给他的活动经费的结余款全部集中起来，最后，他又拉到了某社团的一笔赞助，这才勉强凑够了修筑道观的钱财。
因为费用紧张，张应宸独辟畦径，没有在热闹的东门市建立道观，而是选择在临高县城以西五公里的永庆观。这是一座始建于宋代的道观，明代洪武间道士曾道宁重修，弘治间毁于寇，正德年间由县丞王锡重建。
此时，距离永庆观的最后一次重建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道观早已荒废，建筑物只留下石制的建基。张应宸选中这里首先是此地的地价便宜，不但比东门市低，比临高县城内也低。其次这里距离县城不算很远，已经修通了道路，交通方便，又相对远离闹市比较清静。此地的房屋地基保存完好，盖房的成本不高。地基上还有不少古树，整修之后是环境相当不错。
张应宸把这里命名为云笈观。他亲自绘制了建筑平面图，还把自己设想的风格一一和建筑总公司的设计师们做了沟通，确保他们能够理解他的设想。不过，限于经费，整个工程将分为几期进行。第一期先修筑了他居住和清修用得院子，外加一个供“道生”们居住学习的院子。另外还建了一个藏经阁，用来储存他购买和搜集的各种道教典籍。
此时此刻，这位“新道教”的“掌教”，自称“盗泉子”的张应宸正在新建道观的一间净室内招待客人。
张应宸穿着他自己设计的“新道服”，留着发髻和胡须。因为长期在黎区传教，面色黝黑，身材清瘦，很有些仙风道骨的架势。
他端着盏清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