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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流连于每一家店铺。每一家都让我们大开眼界。我很能理解为何公司急不可耐的要派遣商务员到这里来，临高同样是一个贸易的宝库，这里有许许多多我们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新奇商品。
这里甚至还有专门出售成衣的商店――这实在令人吃惊，没有裁缝的量体裁衣，他们如何能够制造出合身的衣服呢？尽管澳洲人的服装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非常的简陋寒酸。他们的服装不用呢绒、丝绸或者皮革，只用廉价的印度或者中国棉布、麻布。衣服的款式简单到只比巴达维亚的土人好一点而已。在出席庆祝贸易协定达成的酒会上，出席的澳洲元老们几乎清一色的穿着这种粗鄙简陋的衣服――这样的习俗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成衣店出售的服装毫无款式可言，据说这是澳洲人和他们的属民的标准服装。除了某些细节之外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连颜色也只有寥寥几种：黑色、灰色、蓝色和褐色。
关于澳洲人和他们的属民，根据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澳洲人对自己的属民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和他们同样的装束：包括男人将头发剃得很短，女子则留短发。无论男女，都穿“澳洲款”的服装，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澳洲人不分贵贱全部穿着的简陋服装，他们称之为“制服”。
无论是澳洲人在当地招募训练的土著军队，还是他们雇佣的工人、为他们劳作的农夫、商务人员和其他人等，全都不分彼此的穿着同样款式的服装。某些人群，比如军队的服装要特别一些。其他人则用各种装饰物、标记和特殊的装备来区别――类似于我们的纹章。
正如我们在夜晚的街道上看到有专门的警吏在执勤，他们的服装和成衣店销售的完全一样。斗笠、白色的绑腿、领口的小布片和胸口的布章把他和其他人区别开，当然他还有一根短木棍作为武器。
采用这样的方法，我认为唯一的好处就利于大量的制造。显然，澳洲人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所有的属民提供服装。要为数万人提供服装，就得尽量的简化服装的款式以利于制造。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为属民们提供统一的服装，这点我没有考虑明白。我们一开始猜测或许是为了让澳洲人能够把自己的属民们和当地的中国人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毕竟他们都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是，这点在冈萨雷斯先生毫无困难的在服装店买到一身同样款式的服装之后被否决了，显然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这种难看简陋的服装。而我们所看到的东门市上的百姓们，依然有很多穿着中国人的传统服装，留着发髻。
除去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显而易见的原因应当是澳洲人喜欢整齐划一。这对他们规定属民的装束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我们在东门市所见到的各种建筑物也透露出一种整齐感。尽管从外表看来，这些紧挨在一起的建筑物错落有致，高低不同。但是从细节来看，所有的建筑物都遵循着几乎一致的模式建造。在我看来东门市的所有建筑物就是相同的结构和尺寸按照不同的形式搭建起来的。
澳洲人大规模的使用完全相同的建筑材料。烧砖是他们最常用的建筑材料。所有的建筑物的主体材料都是烧砖。它们大多是红色的，也有青色的。质地坚固细腻，显然是经过高温焙烧的结果。我仔细的观察了下临街的若干建筑。他们大致使用三种不同尺寸的砖块。每种砖块使用的部位各不相同，但在每一栋建筑物上则遵循着相同的使用原则。他们在建筑物上使用的窗户、门、台阶和栏杆，根据我的观察都可以归结为几种完全一致的类型。显然，这些建筑附件是按照几个固定的尺寸和几何图形在某个工场里批量制造的，而非某个工匠现场制造。采用这种方法应该会增快建造房屋的速度。应该是运用了这样的方法澳洲人才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就在这里兴建起一座繁荣的城市。
和我所见过的中国人或者欧洲人的建筑物不一样，东门市的房屋几乎完全没有装饰。不管是屋顶、屋檐还是墙壁，你看不到一点雕刻、塑像或者壁画的痕迹。墙壁被简单的涂抹成白色或者黑色，也有直接裸露着砖墙。我在巴达维亚和中国沿海看到中国人酷爱在房屋的梁柱上雕刻各种细部的浅浮雕或者施加各种彩绘，但是在这里木结构仅被涂以最简单的一层漆而已。
这里有一种奇特的整齐划一感。在发觉了建筑物的特性之后，我忽然发现，东门市里许多东西都是一样的：路灯、垃圾筐、路牌……连走在街上的人都是很相似。这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感受。
我们的散步非常愉快，大街上没有人打搅我们，店铺的店主们又十分的友善。我们在东门市发现了一座神圣的教堂――这真令我们喜出望外。您知道，在巴达维亚，狂热的清教徒门不许我们进行祷告，强迫我们举行他们的祈祷。现在，在澳洲人的统治下的临高，居然有一座神圣教会的教堂。
这座教堂，从外形来看既简洁又优雅。更重要的是，它相对的“不标准”。它的外形让我想起了在家乡的小城镇上的那种小教堂。教堂的门开着，门窗里有明亮的灯光――这是让我们感到温暖的神圣的光芒。我们立刻走了进去。
……吴石芒哈欠连天，但是还得装出一脸的严肃。因为他正监督着约翰？德莫特，来自爱尔兰的见习修士在墙壁上绘制壁画。东门市教堂最近从新翻修了一下――盗泉子道长最近修缮了临高县城内的一座早已荒废的旧观，举行了开光大典，成了新道教的官方据点。让他感到竞争，因而对硬件和软件建设抓得很紧。东门市教堂建造了还没多久，当然不可能拆除重建，但是吴院长感觉教堂内部还是过于简朴了，缺少感染力。金立阁等人的到来给了他免费的装修工人。绘制壁画、安装彩色玻璃和使用瓷砖对内部进行装饰纷纷提上了议事日程。金立阁师徒到临高后不久就投入到壁画的绘制和整个修院的内装饰上了。
这两位教士从早到晚的忙于绘制壁画，雕塑石膏像，甚至还勉为其难的参加的彩绘玻璃窗的创作――当然这不仅是为了宗教服务，文宣和建筑部门也需要新得艺术形式来为各自服务。
（未完待续）
第六十七节 罪人们（）
“天天开夜工，这煤气费可不得了。”吴院长虽然对耶稣会教士们的工作还算满意，但是对他们在晚上还要工作颇有微词――虔诚的教士们不肯放弃白天布道传教的工作，非得把艺术工作留在晚上做。这让吴院长有点心疼――燃料部门不肯给宗教办系统下的宗教场所减免煤气费，也不肯按照“内部调拨价”计价，非得按照“一般商用”收取费用。
而临高教会系统几乎得不到什么财政拨款支持：九成以上的经费得靠临高教会自筹。当然，吴院长有耶稣会这个大金主的支援，从人力到财力。不然的话吴院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维持教会的运转。教会的产业有限，而发展出来的信众们大多是穷苦人和黎民，尽管在虔诚程度上堪称“狂热”级，但是却拿不出什么钱财来奉献。
“怎么着也得让文宣和建筑部门出点血。”他自言自语的说道，“还有胡清白那里，让金神父去上雕塑课和美术课，顺便收点费用……”
冈萨雷斯和特里尼的闯入让他精神一振。最近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不仅知道，还见到过三名主要代表的照片和简单介绍。所以这二位一进来他就认了出来。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从“马格德堡”号呈交船员名单，接受检疫开始，政治保卫总局和殖民贸易部就发出了通告，提醒临高各天主教会教堂，冈萨雷斯和特里尼有可能会进入到教堂，要各部门做好接待宣传工作。
吴石芒主持教会工作几年，和当时欧洲人打交道最多，对他们的宗教情绪非常了解。西班牙人又以宗教情绪浓厚为特点，所以进来没说几句话，就把这西班牙老兵痞搞得情绪激动，差点热泪盈眶了。特里尼先生作为意大利人来说宗教情绪并不热烈，但是在巴达维亚的几年里毫无宗教自由可言，每天给逼着参加新教仪式，心里非常反感，对原本不甚在意的天主教信仰也热烈起来。
吴石芒在旧时空干过营销，当过人力资源培训师，原本就有全架的嘴皮功夫，到了本时空又长期混迹宗教人士，见得最多的就是传教士，忽悠人的本事愈发精进，三下五下就让这两个欧洲人感到心灵无比的温暖。
至于正在工作的金立阁师徒，能在万里迢迢的海外看到两位来自欧洲的教友，心情当然也很愉快。双方很快就攀谈起来。三个人用彼此都能理解的意大利语愉快的谈论着，吴石芒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一旁――尽管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一点不在意。因为他随身带着录音笔。一会三个人的谈话内容就会交到政治保卫总局去，那里会请懂意大利语的元老来翻译。
两人参观了教堂，对教堂的规模和结构颇为赞赏，特里尼尤其注意其中的细节，作为一个意大利绘图师，他本人精通和粗通多种手艺――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一个画师往往还是雕塑家、金属工艺师、建筑师乃至工程师。达？芬奇不过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特里尼看着墙壁上正在施工的壁画和雕塑，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微笑。在他这位专业艺术家看来，金立阁师徒的水准还是差了一点。耶稣会前往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在前往东亚之前都学习了天文、数学、物理、艺术等，但是在专业水准上一般不甚高明。
尽管他出于礼貌，对此并不予以置评。他的把目光从墙壁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很快就注意到正在施工中的礼拜堂两侧的彩色镶嵌玻璃，图案却不是宗教题材的，而是大型的风景――有点类似特里尼看到过的中世纪挂毯上的那种简约的线条风格画：一望无际的田野，翻滚着金黄色的麦浪；许许多多的红色房屋，矗立着巨大的烟囱；绿色的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果园，山下是白色的羊群；蔚蓝的大海上满载而归的渔船……这些图案简洁又明快，和传统的教堂装饰玻璃窗显得很不相同。特里尼仔细的观看着，企图琢磨出其中表达的含义。显然，这些玻璃镶嵌画是在表达一种美好的丰饶的生活……正在煤气灯的光芒下，爬在脚手架上向铁制的玻璃框架上小心翼翼的镶嵌着玻璃的是一群女人和半大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未经整染的本色布短褂，一个个沉默不语小心翼翼的将玻璃片安装固定到框架上。
“他们是什么人？”特里尼觉得有些惊讶，问道。显然这些人不是修士或者修女。但是他们身上却流露出某种苦修的气氛。
“是一些可怜的罪人。”金立阁划了一个十字，“愿神拯救他们的灵魂。”
这些人就是由修道院掌管的“匪属”――“罪人”。从十三村剿匪开始，一般罪行不严重的土匪们被俘后教育强劳一阶段之后就释放还家，符合条件的人被接受招工和入伍。而那些在剿匪中被击毙的罪大恶极的匪徒们的家属就要享受“特殊处分”，青壮年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