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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此战，田单智谋超群，在国破城围、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坚守孤城，麻痹燕军，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在时机成熟时，充分运用机动性、突然性、杀伤力和心理威慑诸因素，以“火牛阵”进行夜间突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战胜燕军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即墨有一定的防御条件；燕军分兵多路攻齐，发展过快，攻城克坚的准备和力量不充分；田单巧施反间计，借敌之手除去最难对付的乐毅，也是原因之一。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中国战争 晋阳之战
周定王十四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55—前453年），晋国赵氏军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与知氏、韩氏、魏氏联军进行的城邑攻守战。
晋国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于十一年，在内部兼并之战中消灭中行氏和范氏并驱逐晋出公后，掌握了晋国大权。其中知氏势力最大，其主知伯（即知瑶）在朝专权。十四年，知伯仗权势向韩氏、魏氏索地。韩康子、魏桓子惧其以武力相加，被迫各送一万户之邑。知伯又向赵氏索取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及蔺（今山西离石西）。赵襄子（即赵无恤）因过去曾受知伯侮辱而予以拒绝。知伯联合韩、魏两军，组成三族联军攻赵。赵襄子居耿（今山西河津南），因城简陋不能御敌，令延陵生率车，骑部队先行，自率大军随后，到人心向赵的大城晋阳防守。晋阳城墙完整，府库器用充足，仓廪粮草实备；而且，宫殿四周茂密环生可用来造箭杆的“荻蒿”、“楮楚”，高十余丈。赵襄子下令大造弓箭，积极备战。知伯率联军到晋阳后，即发动强攻。赵军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三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知伯见强攻无效，便改用围困及水攻的战术，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汾水灌淹晋阳城。大水淹没城内“三版”（六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城内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即将断绝。人们悬釜（炊具）做饭，搭棚居住，士兵体力下降，群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与日俱增；晋阳形势极为严峻。十六年，赵襄子在危机之时，果断采取分化瓦解联军，策反还击的对策；他派丞相张孟同暗地去见韩康子、魏桓子，用“唇亡则齿寒”（《战国策·赵策一》）的道理说服他们与赵联合，共同对付知伯。知伯属臣知过遇张孟同，发觉韩、赵两氏可能倒戈，马上报告知伯，建议速杀韩康子及魏桓子，或者以重贿收买二人身边谋臣。但知伯并不重视，未采纳知过的建议。赵襄子担心事情有变，连忙通知韩、魏当即行动。三月丙午日夜，韩、魏军秘密出动，杀死守河堤的知吏，突然决堤放水反灌知军。知军因忙于救水而陷于混乱。韩、魏军急从两翼进攻。赵襄子则亲率精锐从正面出城反击，大败知军，擒获知伯，遂解晋阳之围。赵、韩、魏三卿杀知伯而三分其地，灭亡知氏族，壮大了三族的力嚣扒从此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
点评：晋阳之战从规模上说，在战国时期算不上什么大战，但却是一次很有特色、意义深远的战争，它既是战国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出现的标志，又是一场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城市防御战。赵襄子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挫败了知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企图；当知伯以水灌城，守城斗争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利用韩、魏与知伯的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尔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交”斗争取得成功后，赵襄子又能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巧妙利用水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水倒灌知伯军营，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及时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由此可见，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愧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知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至为敌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时，又惊恐失措，未能随机应变，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族灭，一败涂地。
中国战争 陉城之战
周赧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64年），秦武安君白起率军攻占韩国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等9座城邑的作战。
四十五年（前270年），魏人范睢针对秦国过去“越人之国”进攻，劳多获少的弊端，向秦昭襄王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即先交好与秦为邻，处中原地带的韩、魏两国，以威服楚、赵；楚国强，则与赵友好，以威服楚；赵国强，则与楚通和，以威服赵；楚赵亲附后，东面临海的齐国必定恐惧，会自动亲附秦国。那时，再向近处的韩、魏两国进攻。这样，得寸土则为秦国之寸土；得尺土则秦国的尺土。秦昭襄王表示赞许，任命范雎为客卿，参与秦国大事。当时，韩国与秦国疆界相错如织绣，“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韩国经白起几次攻伐，国力日弱，但还有一定力量。秦昭襄王将攻韩重任再交武安君白起。五十一年，白起率秦军大举进攻韩国，韩军难以抵挡。秦军进展顺利，不久，夺占韩国陉城等9座城邑，斩杀韩国生力军5万余人。韩朝廷陷入混乱，开始谋求防守，但为时已晚，不久又失南阳（今河南西南部一带）、上党（今山西东南部地区）等地。
中国战争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齐国田忌、孙膑率军在马陵（今山东莘县境，还有它说）聚歼魏军的一次著名伏击战。
二十七年，魏惠王（即子罃）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以韩不赴会为由，出兵攻韩，战于梁、赫（，韩师大败。韩遂向齐求救。齐相邹忌主张不救。田忌认为，不救则韩将附魏，使魏益强，对齐不利，主张速救。孙膑认为，在韩、魏两军尚未疲惫之际出兵驰援，是代韩与魏作战建议采用“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策略。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其力战抗魏；俟韩濒临危亡而魏亦遭到一定削弱时，再出师援救。齐威王采纳孙膑建议，直到韩军五战皆败，情势危急，魏军也十分疲惫时，才于次年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盼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仍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直扑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围。魏惠王果然将攻韩之军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兵l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战齐军。庞涓耻于桂陵之战之败，又自恃兵强马壮，急于与入境齐军决战。面对气势汹汹的魏军，针对庞涓骄傲轻敌，急于求战的心理，田忌用孙膑计，采取避战示弱，退军减灶，诱敌追击，设伏歼之的方针。齐军主动后撤，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冒进追击。齐军退至马棱，利用道狭树密，旁多阻隘的有利地形，砍倒树丛，堵塞通路，并以万名弓弩手夹道埋伏，等待魏军。庞涓果然中计，放弃步兵，留下辎重，亲率轻车锐骑兼程追击齐军。至马陵道时，正值傍晚，两旁万弩齐发。魏军不及防备，乱作一团，顿时溃散，庞涓愤愧自刎。齐军乘胜追击，全歼魏军，俘太子申。
点评：此战，庞涓狂骄轻敌，孤军冒进，中伏被歼。孙膑在战略上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空间，俟双方削弱后再出兵击魏；攻其必救，调动敌军在预期的有利战场进行决战。在战术上因势利导，制造假象，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这为历代兵家留下了设伏歼敌的成功范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战争 黔中之战
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军进攻楚国黔中郡（今湖南、湖北西部、贵州东北部）的作战。
秦昭襄王自白起领军作战，严重削弱韩、魏军事力量后，开始谋取向西南方向进攻。决定由西向东经巴、蜀对楚实行战略迂回，直捣楚国腹地黔中。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令大将军司马错率大军由陇西（今甘肃临洮）进入今四川，增补巴、蜀军10万；然后乘坐大脸船万艘，载米600万斛，从巴的涪水（嘉陵江支流，处四川中部）南下，进攻楚国。秦军战胜重重困难，翻越今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云贵高原，终于出其不意地攻到楚国后方。当时，楚军主力集结西北部秦、楚边境前线，后方空虚。遭司马错突然进攻，楚军猝不技防，损尖大片土地。秦军攻占楚国黔中郡（治黔中，今湖南沅陵西）。楚顷襄王被迫㈩献上庸（今湖北竹山）和汉水以北地区给秦。
点评：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战略迂回战例。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迂回。
中国战争 秦楚丹阳、兰田之战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于丹阳（今陕西、河南间丹江以北地区）、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一说今湖北钟祥西北）击败楚军的作战。
秦败魏、韩、赵三国后，形成以秦与魏、韩为一方，齐与楚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对立局面。秦欲攻齐，派张仪去楚，许诺割地600里要楚与齐绝交，以破坏齐楚联盟。楚怀王遂与齐断交，派使者往秦索地。张仪背约，只许6里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战于丹阳，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不甘心失败，尽发国内兵再度攻秦。秦军于蓝田击败楚军。韩、魏配合秦军乘楚国内空虚，攻占楚地邓（今湖北襄樊北）。楚怀王被迫撤军，割两城向秦求和。
点评：此战，秦国重创楚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