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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喝了多少，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屋休息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很梦幻的，就是前苏联电影里西伯利亚式的小木屋，用一根根很粗的整木拼成，还有树皮和青苔。地板缝隙很大，草可以从缝隙里长出来。我跟老杜住在一间屋子，进门脱了衣服就一头栽倒在床上。刚躺下没两分钟，突然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托汗副部长拎着一瓶酒闯了进来，指着老杜问：“你刚才说了什么？再给我说一遍！”我的酒一下被吓醒了，心想算账等不到秋后了。老杜也傻了。托汗副部长继续说：“‘两个离不开’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听！”老杜这时也害怕了，赶忙赖账：“我没说什么啊。”托汗副部长不理他，把“两个离不开”的正确版本向他宣读了一遍，就像宣判一样，然后拿过桌上两个很大的搪瓷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厂发的那种），把两个搪瓷缸都倒满，正好半斤一杯，对老杜说：“你把它喝掉，加强一下记忆，我陪你。”说完死死盯着已经吓傻了的老杜。
当时那架势，老杜都要哭了。我心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好歹也要照应一下啊。于是我满脸堆笑地说：“托汗副部长，您消消气，消消气，老杜喝糊涂了，说胡话了，您别往心里去啊。您看这样行不行，这酒咱们三个分一下吧。”托汗副部长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小子，现在没有你的事嘛，你想喝，我跟他喝完了，再跟你一人一杯，酒嘛，有嘛！”我看是帮不了忙了。说话间，托汗副部长端起大缸子咕嘟咕嘟半斤酒就下去了。这下老杜更是死都躲不过去了，只能硬着头皮把半斤白酒灌了下去，很多酒都洒在衣服上了，然后一头栽倒。豪气干云的托汗副部长看着倒下的老杜，很满意地笑了，临出门前还瞟了我一眼：“你，要不要再跟我来一瓶？”我赶紧摇头连声道“不敢不敢”，然后目送英雄的背影消失在阿尔泰山的茫茫夜色中。
那个晚上，可怜的老杜差不多每隔十分钟就起来吐一次，苦胆都快吐出来了。后半夜，我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老杜不在床上，推开门一看，漫天繁星的苍穹之下，在开满野花的草原上，老杜站在那里，伟人似的叉着腰，仰望星空，然后弯腰狂吐不已，直至天明。从此之后，在饭桌上，只要有人一提“两个离不开”，老杜就立刻捂嘴跑开了。
第十五章异域风情
到喀纳斯的当晚，灌了一肚子酒，连羊肉味都没有闻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拍大红鱼的期待和兴致。我们采访了很多当地人，有小孩、年轻人和白胡子老爷爷，从他们嘴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大红鱼的事，每个人都说得很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见过。有个年轻的哈萨克族牧民说，大红鱼的脑袋跟吉普车的引擎盖一样大，一口就吞下一头牛。老人们又说，大红鱼其实就是龙。每个人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出入很大，都说得神神道道的。
喀纳斯湖和禾木乡的美，是语言难以描绘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喀纳斯湖的很美的图片，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人能够用相机完全记录下它的美丽。当时我曾经很遗憾自己没有相机拍下那样的人间仙境，但今天想起来，我一点儿都不遗憾，因为任何相机和镜头都只能记录下一个局部，一个瞬间，无法表现人置身其中的感受。这也是我十几年来从未写过任何关于新疆之行的文章的原因。因为相对于那一片山水，那一段生活，我觉得任何文字和照片都一样苍白，我想将它完整地保留在我记忆中，无法与人分享。这些年喀纳斯湖成了热门旅游景点，我的感情也十分复杂，旅游的开发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的破坏。这些年我喜欢到处旅行，却不想再去喀纳斯了，我生怕破坏了我记忆中的美好。
拍摄之余，我天天跟当地的牧民待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感觉到饿了或者渴了，只要看见毡房，掀帘子就可以进去，不需要认识主人，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多数毡房里，男人一般都不在，都放牧去了，只剩女人在家。随便到一户人家，不用客套，只要说要吃东西或者要喝奶茶等，女主人都会端上来。还有一点儿好处是，在牧民家吃饭不用喝酒，喝酒是很高级、很隆重的待遇，得是很正式的场合才会有。所以，在轻松的气氛下，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让我印象深刻。
哈萨克族牧民的家里有一种看上去很诱人的油炸面团—包尔扎克。它有桃子那么大，外边一圈看上去像油炸过的，里边其实跟生的差不多，一口咬下去又生又硬，很不好吃。苏北海教授告诉我们，当年成吉思汗的部队远征时吃的就是这种叫包尔扎克的干粮。苏教授说，哈萨克牧民用油炸包尔扎克一年也就两三次，因为山里温差大，东西放不坏，所以当地人总是一炸就一大袋，然后拿它招待客人—今天有人来了，一倒倒一地毯，吃不完就收起来，过段时间，又来客人了，还是倒一毯子，接着吃。
除了包尔扎克，还有奶茶。喝之前，导演小声地提醒我们：“没喝过酥油的，最好不要在奶茶里面加那东西。”但我们还是觉得新奇，所以主人第一次问要不要加酥油时，多数人欣然答应。只见女主人拎上来一个木桶，上面盖了一层纱布，揭开纱布后我们一看，酥油居然是黑的，正纳闷不已，女主人手一挥，一群苍蝇轰的一声飞了起来，下面才是黄灿灿的酥油。接下来女主人挨个儿往我们的奶茶里一勺一勺加酥油，我们心里直发憷。后来才知道，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地方，苍蝇的功能基本和蜜蜂一样，就是传播花粉，不像我们这里的苍蝇那么脏。
牧民家的手抓羊肉真是别提有多好了。我这一辈子除了在新疆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肉了。他们的手抓羊肉做法很简单，没有任何调料，就是清水里一把盐，但就是异常好吃，非常奇怪，每一顿手抓羊肉我们都吃得狼吞虎咽的。我还在一个牧民家里吃过生羊肝。那个牧民兄弟把羊宰了之后，从靴子里拔出刀（新疆的民族朋友几乎每人都带着一把英吉沙小刀，哈萨克语叫“皮恰克”），单独切下羊肝，然后在一口柴火烧得噼啪作响的大锅里，把羊肝烫一下就拿出来，很豪爽地切成两半，叉一块给我，自己一块。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好意思推辞，眼睁睁地看着血糊糊的羊肝伸到了我面前，我只能小心翼翼地问：“我要那块小的可以吗？”然后在他的注视之下，把那块生羊肝吃了下去。吃完了估计牙齿上都是血，我立马转头去找老杜要了两片治拉肚子的药。
贾娜尔。
在北疆的阿尔泰山拍摄民族歌舞的时候，我认识了布尔津县文工团一个叫贾娜尔的姑娘。她是团里的舞蹈演员，那几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有一天黄昏时分，我吃完晚饭从毡房里出来，贾娜尔问我骑过马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带你去骑马吧。哈萨克族牧民家的马很高大，马背都快有我人那么高了。见我有些发憷，贾娜尔说，不怕，我带着你骑。她挑了一匹很健壮的马，把我推上马背后，她轻盈地翻身上马，坐在我背后，拉着缰绳一抖，马就在草原上飞跑起来。
我放眼望去，夏天的阿尔泰山开满了鲜花，凉凉的空气中满是青草、泥土和鲜花糅合在一起的味道，这时天空的云彩被晚霞染上了万道金光。贾娜尔骑着马带着我在山坡上来回飞奔，马跨过一条小溪时溅起冰凉的水花，弄湿了我们的衣服，我听到她在我身后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星期后回到布尔津县，当地领导宴请我们的时候，贾娜尔坐在我边上，那一顿我喝了一斤白酒，吐了。晚上我和录音师杜晓华送贾娜尔回家，我竟然在她的床上睡着了。酒醒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坐在我对面，贾娜尔在给我梳头（那会儿我是有头发的），杜晓华也喝多了，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临走时贾娜尔的爸爸送了我们几块没有加工过的宝石（新疆产宝石），等我们一路踉跄地回到招待所，第二天却怎么都找不到那几块石头了。
算起来现在贾娜尔至少也是三十五六岁的妇人了。她肯定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她却是我在新疆那三个月中唯一记得名字的少数民族姑娘。
死生帕米尔。
完成了在北疆的拍摄，我们一路向南疆进发。在帕米尔高原上，我经历了我平淡人生中少有的惨烈和悲壮的一段。
到了南疆的时候，我们的拍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我的酒量也突飞猛进。那时大概是我喝酒的巅峰状态，六七两酒下去跟玩儿一样，稍微豪迈些就是一斤，酒量大得我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其实也可以理解，跟少数民族朋友喝酒的时候，那种环境会很容易激发出男人的豪情，一说事都是民族大义。那会儿又年轻，一听这个脑子就发热，再加上大漠戈壁、长河落日的背景，酒量很容易屡创新高。
按照拍摄计划，我们要去中国最西边的帕米尔高原拍摄红其拉甫哨所，那里海拔接近五千米。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时候，飞机凡是飞过帕米尔高原的上空，都要通过机长向红其拉甫哨所的官兵致意，多少年下来，成了一个传统。
要上红其拉甫，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们必经的休整的地方。为了上高海拔的红其拉甫拍摄，我们在县城休整了近一周。很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有一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濮存昕演了一个迷倒戈玲的诗人，他有这样一句台词：“我要去的地方，叫塔什库尔干沙漠。”我当时很吃惊，塔什库尔干不是沙漠啊，那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县城，塔克拉玛干才是沙漠！一九六三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在塔什库尔干那一带拍摄的。为此，导演还专门找来录像机让我们重温了这部电影。
塔什库尔干县县城处在平均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海拔七千五百零九米的世界“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都在这个县。那里气压低，人不舒服，闲得无聊就又想喝酒。司机老刘提醒我，上帕米尔高原酒就别喝了，能喝一斤多酒的人，在这儿喝个二三两，一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的例子太多了。
塔什库尔干县是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吉克族是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当时大概也就两万多人。由于地处帕米尔高原，常年与世隔绝，所以他们跟新疆其他民族也没有什么交流，民族单一性特征保存得比较完整。塔吉克族人大都长得非常漂亮，细看之下就能发现，他们有着典型的欧罗巴人的特征，和新疆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
当时县城最高级的宾馆叫塔米尔宾馆，剧组为了省钱没让我们住，我们就住进了一家招待所，四个人一间，八块钱一张床，还有一个不错的小院子。休整的那几天，我闲得无聊，想给家里写信，老刘对我说：“别写了，从这地方写封信寄到乌鲁木齐得半个月，再寄到你们南京，恐怕你人都到家了信还没到。”后来我发现，县里能看到最近的《人民日报》都是七天前的。信，也就没写了。
到县城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几乎天天喝酒的我们，突然不敢喝也不能喝了，一下还真不习惯，想着刘师傅的告诫，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