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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长寿秘诀，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以及瑜珈、佛道，及中国医学传统的要素。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其目的在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以及祛除缠绵的瘤疾；精神方面，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再加上朴质的生活，某些中药的辅助，便可返老还童，享受长寿，这些，在道家看来，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简单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叫做“养生术”或是“炼丹”。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指。“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练肚脐以下部位；“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便可骑鹤升天。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在这一点上，长寿术和炼金术却混而为一了，完全与欧洲的炼金术相似。当然，对一个哲学家而言，人若高寿而健康，又有黄金花费，到天堂去反到成为次要。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
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珈术倒走在他前面，根据子由自己的话，是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他从一个道士学的，这个道士是给苏东坡的次子看病，方法是吹“神”入腹。子由到淮扬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珈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冬至开始。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
他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
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腹脐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须少俭啬……
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宾（广西宾州，王巩今居此）去桂不甚远，朱砂差易致。或为置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葛洪）求峋楼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陈噪一月前直往宿州见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某观之，唯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能近人也？
印度瑜珈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其理亦至为简单。诚然，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专下打坐功夫，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不过，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才能吸收瑜珈之要义。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老。在庄子《南华经》里，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劝人凝神沉思，甚至于凝思内观，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是后人窜改的，但此种窜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
在其他宗教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炼瑜珈术时，由于控制身心，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其益处为身心两面。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式与呼吸的控制，再继之以冥坐，瑜珈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除非死亡才能继续；不过，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现代练瑜珈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心清宁静，与情绪的均衡，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珈，称之为“打坐”，或“静坐”、“内省”、“冥思”，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式，如“孔雀姿”、“鱼姿”，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拒而不学，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式为满足，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珈的贡献。
一般而论， 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珈术感到兴趣， 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一O 八三）详细说明的瑜珈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须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珈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珈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式，并且还要消灭静坐在臂椅中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珈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非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儿，使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
瑜珈的特点是全部身心的休息，再由于各种方式的控制呼吸以增加氧气的吸入。这时胃中轻灵无负担，浑身处于一完全放松的姿式，深深的呼吸，身体则保持于非常容易得到氧气的状态，而同时并不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而别的运动则不然，所以说养生之道再没有如此理想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家中练这种功夫，人的头脑可以锐敏到感觉出自身内在的生理功能的活动。因为在最后阶段，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为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两个思想之间那段空白。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觉察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个阶段各宗教皆有其不同的宗教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的灵魂与世界灵魂完全的融合，这正是印度教修炼的目标。但是，不管人对宗教的看法如何，瑜珈术使人获得的心境，虽然与睡眠和自我暗示状态相似，还是不同于此等状态，因为心灵还保持完全的自觉和反射的控制，而且瑜珈术的修炼者分明记得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一切活动。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他发现瑜珈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率是一：二：二。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一百二十次而开，盖已闹得二十余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四秒。像一般瑜珈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珈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珈感觉，在此一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锐敏，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
关于此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珈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珈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致子由的信如下：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署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势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务……夫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儿狗儿亦已入佛地……今日闭里捉得些子意何。……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据我所知，苏东坡赋给了瑜珈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的咽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在信里他这样描写：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赤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惟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精液，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进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问，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 可是对相信此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 苏东坡所写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焚烧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包括汗、泪、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之时，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着受肾控制，其趋势则为邪恶（肾一字在中国包含性器）。所以肾控制人体之时，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水中生”，意即毁损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虎从火里出”。照苏东坡说，这两种毁损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藉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
此外，道家还努力追求“外丹”，又名“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