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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卡纸草书》上记载的这个故事虽然还谈到了其他一些更琐碎的事件，但我还是认为，其中的许多要点只能被看作与〃分开红海之水〃惊人地相似。在我看来，一个极为埃及化的。关于法术的古老传说，无疑表明了摩西在创造巨大奇迹方面堪称大师。
我是通过阅读E·A·瓦利斯·布奇爵士翻译的《国王的传说》认识这位学者的。布奇还曾担任大英博物馆古埃及和古亚述文物的管理员。关于摩西的法术，他作过如下的评论：
摩西是精通魔法仪式表演的大师。他还精通与之相关的符咒及法术方面的知识……（不仅如此）他制造的那些奇迹……还表明：他不仅是一位祭司，而且是一位最高级的魔法师，甚至是一位〃Kher Heb〃（大祭司）。（布奇：《从拜物到信奉神明》，第8页）
是秘密的科学吗？
摩西作为埃及人神庙的一位大祭司，无疑掌握了古埃及神秘学的大量知识，掌握了祭司界秘而不传的那门半魔法、半宗教的〃科学〃。
我知道，现代的埃及学家都承认存在着这样一门知识。我还知道，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这门学问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寺庙高级僧侣坟墓的铭文上曾语焉不详地提到过这门学问，但关于这门学问的文字记载，却几乎付之阙如。它的大部分内容都仅仅可能在开悟者当中口耳相传。
但是，学术界却认为，它的其余部分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当大火吞没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谁能知道毁掉了多少学术珍宝呢？到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已经因收藏了至少20万部经卷和手稿而闻名天下了。
不过，有一点却无需推测——正如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指出的那样：〃埃及的奇迹比世上任何国家都多，埃及的书籍数不胜数，多于世上任何其他的地方。〃
这位游历广泛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一生有很多成就，他的著作至今仍在印行。他对古埃及人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说他们是〃第一个发明年、并将一年划分为12个部分的人类。〃希罗多德还说自己研究过埃及祭司的魔法奥秘，但他马上又说，他不能（或者不愿）透露他的研究成果。这实在使我感到无可奈何。
希罗多德访问过埃及，离开那里时怀着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感到那里的确存在着一些被隐藏的秘密，而这些秘密绝不仅仅是宗教的繁文褥节和故弄玄虚。有这种体验的，希罗多德既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埃及的古代文化，最初是依靠应用某种先进的（但现在已经失传的）科学知识而达到伟大的。我发现，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经久、最普遍的观念之——…无论是对急躁的思想怪人，还是对清醒冷静的学者，这个观念都同样具有吸引力。它还引发了无数的争论、攻讦、大胆推测和认真考察。
何况，这个观念还直接冲击着我的考察工作，因为它引出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可能性：摩西作为精通埃及〃神圣科学〃的魔法师，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难道不可能比迄今被考古学家承认的更多吗？他难道不会用这种知识和技术去制造约柜吗？
这个假说，值得去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我很快就发现，古埃及人究竟取得了哪些技术成就，在这一点上存在的问题，和它的答案中存在的问题一样多。
例如，我们很清楚，古埃及人是聪明的金属工匠——他们的黄金饰品尤其精美，显示了后人鲜有匹敌的工艺水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最早的时代起，古埃及人的铜制工具就具有非常坚硬的锋刃，甚至能切割片岩和最坚硬的石灰岩。我了解到，现代的铁匠是无法打造出如此坚硬的铜制工具的。同样，人们还认为，任何〃失传的工艺〃所包含的知识，与其说都涉及工具的制造，不如说是涉及石匠现场使用工具的方式。
研究过许多现存的象形文字及纸草书文献以后，我已经毫不怀疑：古埃及人（至少）是现代意义上的中级数学家。他们使用最小整数分数，并且似乎发明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微元微积分学，它使他们能计算出复杂物体的容积。他们很可能在古希腊人以前2000多年已经懂得如何使用超验的数字。根据任何圆形的直径去求出周长。
古埃及人的天文观测学，是他们很早就取得重大领先地位的又一领域。美国的一位科学史教授兼古代计量研究专家里维奥·斯台奇尼曾说：〃古埃及祭司早在公元前2200年就开始运用天文学技术，这使他们能够计算出经纬度一度的长度，误差达到几百分之一英尺。其他的文明在几乎4000年内都没有达到这个成就。〃
古埃及人还精通医学：他们的外科医生能做各种困难的手术；他们对人体神经系统的知识也十分完备；他们的药典中有首次使用数种著名药物的记录。
我找到了许多进一步的证据，它们都说明，欧洲人还处于野蛮状态时，埃及人的知识已经处于相对先进的状态了。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资料暗示古埃及曾存在今天可以被看作真正令人吃惊的任何科学；而古埃及技术成就的任何分支，也都没有复杂到足以造成约柜释放的那种巨大能量的程度。尽管如此，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还是坚信，古埃及人当时的确在守卫着一种〃伟大的秘密学问〃。这个信念广为流传，几乎成了不刊之论。
我很清楚，这样一种热忱的信念，与其说来自对经验性事实的理性权衡，不如说萌生于一种潜意识的愿望，即美化人类的过去。这当然是正统考古机构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其中许多人都把〃伟大的秘密学问〃论视为胡说八道。他们宣布，在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发掘和详细考察中，并没有发现埃及的任何非凡之处。
我虽然天生喜欢探究，又讲求实际，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埃及这块美丽而古老的土地做过几次考察之旅，我到处看到的实际证据使我坚信，学术界并没有回答出全部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回答。对古埃及人成就的某几个方面的研究之所以可悲地落后，完全是由于它们超出了传统考古学的范围，或许也超出了其他一切已被接受的学术考察形式的范围。
埃及的三处古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处是凯尔奈克神庙建筑群，另一处是撒卡拉的佐泽法老〃台阶式〃金字塔，还有一处就是开罗郊区的吉萨大金字塔。这些宏伟的石头建筑，突出显示了原始力量、精妙优雅、堂皇壮丽、神秘莫测和亘古不朽的特殊魅力。
我认为，这个效果来自他们运用了关于和谐与比例的一种高度发达的高级知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知识已经发展成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结合了工程学、建筑学和设计学，无论以哪种标准衡量，它都堪称出色。在唤起宗教敬畏感的能力方面，从来没有任何建筑成就能超过这门古埃及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欧洲，只有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的成就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埃及的纪念碑群和哥特式大教堂的效果基本相似，这难道是纯粹的巧合吗？两者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我很早就认为这两者间的确存在着联系，并且认为，圣殿骑士通过他们在十字军时期的发现，可能弥补了一个遗失的环节，那个环节就在传送秘密的建筑学知识的链条上。
在凯尔奈克神庙，我缓步地穿过那些海市蜃楼般的塔门，进入〃大庭院〃，经过〃多柱大厅〃林立的高大石柱，不禁想起，圣殿骑士教的保护人、克莱沃的圣·伯纳德曾经把上帝定义为〃长度、宽度、高度及深度〃——一个基督教徒的如此言论的确令人惊异。我也无法忘记，圣殿骑士们本身就是高超的建筑工程专家兼建筑设计师，而圣·伯纳德所属的西妥教团，也在人类成就的这个特殊领域出类拔萃。
然而，在他们存在的几个世纪和数度文明以前，古埃及人早已经是建筑科学的第一流大师了。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并至今依然是最伟大的石头建筑巨匠。不仅如此，他们留在身后的那些纪念碑群还是笔墨无法形容的，并且与时间同在。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就是雄踞凯尔奈克神庙建筑群的那两座高大的方尖碑。
当我参观那个神庙时，它们令我格外关注。我发现，其中的一座是图司莫西斯一世法老（Tuthmosis I，公元前1504年…公元前1492年）竖立的，另一座是哈谢普苏特女王（Hatshepsut，公元前1473年…公元前1458年）竖立的。两座方尖碑都是完美的独体石碑，是从同一块粉红花岗岩板上雕凿下来的，前一座高达70英尺，重约143吨；后一座高达97英尺，重约320吨。
从这里再向南走几分钟，我发现了第三座方尖碑，它的下面是一个圣湖，神庙的祭司在那里举行复杂的净化仪式。这座石碑已经倒塌折断了，但其上半部分的30英尺依然完好，还有个尖尖的塔锥体碑顶。我按照随身携带的导游手册上的指导，迈进了这座倒塌石碑周围的护绳，把耳朵贴在碑顶上。然后，我一边用手掌敲击这块花岗石，一边谛听，无比神往：整块巨石回荡着深沉的低音，宛如一件奇特而庞大的乐器。
我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偶然。相反，制造一座如此精美的独体石碑（而本来只需把水泥块垒在一起，即可造成同样的视觉效果，）需要万分精心和高超的技术，而惟有古埃及人想使一整块巨石产生某种特殊的性质，他们这样做才有意义。
无论怎样，竖立这些优雅而毫无假疵的石碑，其动机绝不仅仅是出于审美的考虑。我了解到，这些方尖碑并不是在本地做成的，而是通过水路从花岗岩采石场运来的。那个采石场位于此地以南200多公里以外。
尼罗河就是既宽且深的公路。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这些方尖碑被装上驳船以后，让它们向下游漂流并不太困难。但我认为更难以理解的却是：古埃及人是如何把这三根庞大的石针放上驳船，又卸在目的地上的呢？
采石场上还留着一块独体巨石，只从岩基上雕凿了一半，因为它没有完成就折断了。但是，如果它被完成，它将是一座高137英尺、基底厚达将近14英尺的方尖碑。
显然，这个重达1168吨的庞然大物起初是要被运到某个地方竖立起来，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极难做出确切解释的问题：（考古学家认为）古埃及人当时连简单的绞盘滑轮系统都没有，他们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我知道，仅仅让如此巨大的石块移动几百英尺，这已经使一群装备着最复杂、最强大的机械设备的现代建筑工程师智穷力竭，更不用说把它运到几百公里以外了。
同样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些独体巨石运达凯尔奈克神庙以后，古埃及人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它们如此精确地立在基座上的？
一座神庙里有块浮雕，表现的是法老只用一根绳子就竖起了一座方尖碑。让浮雕上的统治者摆出英雄般的姿势，这种手法极为普遍。这块浮雕的意图也许仅仅是象征性地表现一个劳动过程，而那项工作的真实情况却是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劳工合力拉着许多条绳索。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办法绝不仅仅是用绳索拉。
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约翰·安东尼·韦斯特认为，法老和祭司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