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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我感觉甚好，以为自己在这“百年”当中无论如何也能“经典”一把，所以急不可待地从“尔雅书屋”中拿回了两套书，但是，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半夜，字缝里终究没有“韩石山”这三个字，所以，他愤怒了，怒不择言，只好大骂出口了。
真让人寒心，我倒不像韩石山一样“为当代文学寒心”，我为当代“批评”中有韩石山这样的人而寒心。
这个年轻人，真是骁勇得可以。
也做个推断，此人肯定是谢冕的学生。不是谢冕的学生，不会这么扑上前来。
对同一个人，该不该在同一时间里，编这么两套入选篇目有同又有不同的文学经典，我在《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一文中，已做过详细的剖析。我的理由很简单，要是时间错开，比如过上一年再编另一套，或同时编起放到下一年再出，行。要是名字不同，比如像已经透露出来的，谢当初就想让海天版那套叫《百年中国文学选萃》，也行。要是两套的入选篇目完全相同，也行；要是入选的篇目完全不同，也行。但像现在这个样子，那是万万不行的。
不是谢教授有没有资格选经典的问题，也不是选了谁没选谁的问题。
这里没有什么玄奥的道理可讲，只有两个字，“对”还是“错”。
对，得是谢教授对了。错，也得是谢教授错了。只有在谢教授对的前提下，才能说是我错了。不能说因为我是个坏人，心术不正，谢教授就对了。就事论事，即便我是杀人犯，都跟所要辨明的事理没有关系。
“你以为你是谁？”题名上，徐文海这么恶狠狠地质问我。
是呀，韩石山是谁，配批评北大的教授，博士生的导师！
是呀，韩石山是什么东西，配对大学者们编的《经典》说三道四！
刚看了这题名，确实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是行走在偏街僻巷，迎面遇上了牛二一类的泼皮。
定定神，看看，是在文章上。
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父亲，我是个不学无术的笨伯，是个无恶不作的混蛋，我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是你的谢老师，就是不是这两套《经典》的主编人。
从徐文海蛮横的语气里，我敢断定此人是从偏远乡村里出来而又不用功学习的那类学生。因为只有这样的学生，才会认为这世上只有他的老师是“名人”，才会认为谁批评他的老师谁就是想借此出名，才会用这种手段来报效师门。
有些话我是从来不说的，既然年轻人这么无知又这么凶狠，那就只好说了。
从所受的教育来说，我和你的谢老师是同时代人，都是“十七年的旧教育制度”时期考入大学的。学校不同，学历是相同的。只不过他根正苗红留在了大学里，我出身卑贱去了吕梁山里。
从学术成就上说，你的谢老师最高的学术成就是《谢冕文学评论选》，一九八六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最低的学术成就是《韩石山文学评论集》，一九八九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出版时间论，他比我早了三年，以出书时各自的年龄论，我比他早了十二年。这是什么道理，《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有你谢老师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你查查就知道了。再就是，你看清楚，那本《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我是说是我的最低学术成就，不是说最高学术成就，也可说什么成就都算不上，仅仅是牛刀小试而已。
这样说，对谢冕是不太恭敬，没办法，他逢上你这号的学生，只能自认晦气了。
我所以说这些负气话，是你太不知天高地厚，太目中无人了。作为一位比你大多少岁的老教员，最后，我还想对你说，这都没什么，我不会记恨的，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愿你好好读书，好好做学问，把聪明用在正经地方，不管怎么说，你的文字还是满通顺的。
先说公理再说学理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韩石山、李杜、阎晶明三人，在《文艺报》上分别撰文批评谢冕先生，不该在同一时间里，与不同的两个人合编两套大相径庭的《百年文学经典》。我的文章的全文，后来在《文学自由谈》和《滇池》上刊载过。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希望谢冕能出来说个清楚。据《中华读书报》记者王小琪的报道，谢先生对这些文章，连看也不看。这也不失为一种学者的态度，沉默比金子还值钱。
现在其中一套《经典》的副主编孟繁华先生站出来了，又是发表谈话，又是发表长文，说事实，讲学理，力言他们同时主编出版两套《经典》是怎样的于事实有证据，于学理有依凭。口口声声说是“期待学理化的批评”，反对“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讲话”，认为那样做，“意在推出的是他们自己”。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4）
全是狡辩。
我们三人中，李杜是进过北大校门的，阎晶明是现代文学的硕士，对学理都颇有根底，独有我这年过半百的老童生，除了识字外，学理上一窍也不通。不过，我以为辨清这个是非，根本用不上什么学理，只要公理就行了，所谓的公理，就是常情常理。
再就是，我所依据的事实，全是孟繁华提供的。我没这份闲情，去北京一一订正。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华读书报》刊布的访谈录中，当记者问到你们是怎样想到要编“百年文学经典”的，孟说，“我们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份就启动了百年文学研究，当时一些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如王宁、陈晓明、张首映、张颐武、程文超、韩毓海、张■、王利芬和我本人在谢冕先生的带领下承担了这一课题”，然后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等学术著作。“在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几个项目之后，我们才选编了百年文学经典”。
注意一下，这里的三个“我们”中，不包括北大版的另一主编钱理群先生。提到钱，只是说钱与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当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们受到一个重要启示”。
在提到参与人员时，孟有意混淆学者与学生的区别，我断定当年孟繁华肯定是学生。
再请注意，完成这一课题，孟用了“承担”一词。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有同一主编的两套经典，孟说，“百年间有那么多很好的作品，我们在一套选本里装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如此说来，这两套经典，是相互补充的，是一回事。
且以常情常理来推勘。
按上文的说法，你们是“承担”了中国百年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在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后，又接着编选百年间的经典作品。那么这个任务，也是“承担”的了。承担，是上面放下来，下面的接住。也即是说，你们编选两套经典，是上面某个部门，给你们的任务。若真是这样，上面的这个部门做事，就太不公平了。那边委任谢冕和钱理群均为主编，这边却让孟繁华同志屈就副主编之职。你是博士，又不是担负不起主编的大任。看你写文章这么凶悍，生活中怕也不会怎样的猥琐，能服这个气？
还有，你说的“一套选本里放不下去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话太含混，究竟是北大版放不下才出海天版呢，还是海天版放不下才出北大版呢？
你不愿意说清，我得弄清。
这得看哪个版是跟你们的研究课题配套的。
在海天版的内容简介中说，“同时问世的谢冕主编之《中国百年文学》（文学史）丛书与之互相呼应，其十二卷中所论述的主要作品，概出于本《文库》，因此本《文库》系从作品角度勾画出百年中国文学成就的轮廓。”
知道了，你参与的海天版，才是跟“中国百年文学史”配套的。
那么就是以海天版为主了。是海天版装不下那么多，才出了北大版作为补充。
只是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中国百年文学史丛书“其十二卷中所论述的主要作品，概出于本《文库》”，还要北大版做什么？
据此可以断定，谢冕在和孟繁华共同主编海天版时，见猎心喜，又跟钱理群合伙编了一套《经典》，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如今谢冕自知理亏，一声不吭，孟繁华明知与自己没关系，只是见韩石山等人对谢冕不恭，才仗义执言，打抱不平。
问题又出来了，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孟繁华说，起初谢冕不同意海天版的选本叫“经典”，而愿意叫“选萃”或“文萃”。
这，谢冕就太霸道了。海天版是与你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丛书配套的，言既顺，名也正，怎么就不同意海天版叫“经典”，而把这个好名目，留给你和钱理君编的私货享用？
越推断越荒唐。
退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根本不存在什么“一套选本里装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
因为两套经典里，相当多的作品是重复收录的。哪里有这套都装不下了，那套里还要再收进去的道理。
根据各种迹象推断，我以为，作为与中国百年文学史丛书配套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北大版是正牌货，海天版是冒牌货（与出版社无关）。理由是，一，谢冕曾劝孟别叫“经典”，而叫“百年中国文学选萃”或“百年中国文学文萃”。二，孟繁华不同意，坚持要叫“经典”，不同意用什么“选萃”或“文萃”的名目。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孟说，后来所以定成这样的名字，是“通过相互坚持和妥协达成的一种结果”。现在清楚了，坚持的是孟繁华，妥协的是谢冕。
谢冕吃了哑巴亏。他不说话，是有苦难言，是他的颟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清白。
孟繁华不是在为“百年文学经典”辩护，也不是在为谢冕辩护，他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他捅下的窟窿，想补上又不愿意认错，只会是越捅越大。
孟繁华哪管什么学理，他只是变着法儿讲歪理。连歪理也讲不通，是邪理。
在这次论争的人前人后，字里字外，孟繁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两套书以及有关人士，是给了我这个不入流的作家一次骂名人、出大名的机会。谢谢，你确实给了。不是你惹下这么大的乱子，我一个穷书生，凭什么先批评一位北大的教授，如今又批评一位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吓死都不敢。
不过，仅仅是虚长几岁，我仍要劝告孟繁华先生，年轻人错上一次不要紧，改了就好。国家培养一个博士不容易，应当珍惜自己的前程。现在你还有半次机会，再这样狡辩下去，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不是说这次，是说以后。你也许不需要以后，光这次就能名垂青史，至少是学术史。我只是个普通作家，不会给你什么机会。我没你那么大的本事，想给也给不了。
顺便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