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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孤零零站在荒野上的五个人，谢冕先生，我是该为中国当代文学寒心，还是该为你寒心呢？
先生是教授，门下很有几个弟子，我看过他们中一些人的文章，均堪称一时之选。有其徒必有其师，过去我以为，这都是你的引导之功。如今不然了，我宁可相信他们都是自学成材的俊彦。无论德行和学问，我都不敢相信，他们是出自你这样的先生的门下。
你消逝了，在这深沉的黑夜里，在我昏黄的台灯下，带着你的满头白发，一身的学者气，还有你的始终怀着的“庄严感”，还有你的“不敢稍有疏忽”。
我不再相信你，还有你编的书。一个教授，两部经典，叫我该信哪部？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2）
我决定明天将两套书全还给尔雅的老板，我不会说你的书编得不好，我只说我不配享用这么精美的书。“煌煌十卷在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精华尽收眼底”，见你（书）的鬼去吧，你想骗谁骗谁去，你骗不了我。
我躺下了，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面是庄严的学者，一面是文不对题的经典，这世界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为了找补回一点对你的信任，我又爬起来，回到书房里，搬出《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一九九三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谢冕”词条下，记载着你的阅历和成就。一九三二年出生，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五年复员并考入北大中文系，一九六？誘年毕业留校。先后研究过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写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一文。四人帮垮台后出版过“谈诗普及性读物”《北京书简》。一九八？誘年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出版的著作还有三四种，主要著作是《谢冕文学评论选》。主要职务是北大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职务不低，著述上是差了些，至少没有一本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当然了，不必苛求，经历过漫长的“文革”，这些年又要上课又要带博士生，还要给那么多青年诗人的诗集写序，还要同时主编两部“经典”，能有这点学术成果已实属不易了。
在那部词典里，还有一个词条，是“谢冕文学评论集”。总括两个词条，对你的学术成就的评价是：“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评论，善于捕捉新的动态信息，在诗歌界很受注目。”“敏于发现诗坛的流向，充分肯定自五十年代起不同时期诗人的真诚探索，从宏观上对他们的特征予以概括。尤其是对‘文革’结束后出现的新一代诗人，在情感内涵、诗歌风格、艺术形式等多方面进行评述，称赞他们的变革与创新。”也就是说，你的学术专长在现当代诗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的评论。以如此的学术专长与成就，要鉴定并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可以说尚不具备这种资格。若你是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像当年赵家璧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那样，只是主持其事而另请高明编选，则另当别论。可惜不是这样，你是亲自操觚的呀。
在海天版的折封上，说你提出“百年中国文学”课题，得到内地、台湾和香港文学界的一致认同和响应。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你如果提出“九十九年”之类的命题，且作出充分的论证，我承认是研究成果。你所说的百年，大致说来，不就是二十世纪吗？因为一个世纪还没有完，于是你就从你编书的一九九六年起往前推一百年，将上限定为一八九六年。若你今年编书，那么它的上限就成了一八九七年。天爷，这也能叫学问？
你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中的“百年”二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凑足百年之数，在北大版中，你不惜将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天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收入书中。《天涯》是双月刊，第二期三月十五日出版，“经典”全书编成写序在六月，相距仅三个多月，你就将这么一篇“涉世未深”的新作，活生生地捧成了经典。
经典是什么，书柜里有几部辞书，我也无心去查了。我相信，最宽泛的解释，落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典”，也就到底了。再推衍开来，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会有自己的经典，仍不为过。准乎此，倘若你谢先生今年编上一部自以为是的经典，过上一年再编上截然不同的一部，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句古语挡着，我也认了。可你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编完了两部经典（海天版序言写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北大版序言写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出入又这么大，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说你不学无术吗？你也曾著书立说。
说你坏了心术，故意要惑乱学界视听，愚弄广大读者吗？你是堂堂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实实不敢作如是想。
联想到眼下的“编选热”，我心里多少开了一点窍。这几年，各种“代表作选”、“精品选”，充斥着书店的柜台，据说编选者大都捞了一把。文坛公认，从事“编选”，乃时下文人致富手段之一种。是不是你看着眼红了？这可不太好。以北大的声誉，以你的身份，本应力挽狂澜，廓清迷尘，给读者一个精良的选本，纵然是一己之见吧，也该确定不移。没想到你反而照猫画虎，推波助澜，把水搅得更浑。我多少有些同情先前那些编选者了。他们胆子小，顶多只敢取名“精品”，你名声大，便胆子也大，深谙商业运作的法门，一上来就叫“经典”。你看准的是卖点，是挣钱，什么经典不经典，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挣就挣吧，谁也不能说当教授的，只能清贫自守，嚼得菜根喷香。那你就仔细点，认真点，也能说得过去。可你当得起认真二字吗？
按照选本的一般编排规则，同一作者入选的同类作品，理应归拢一起，便于读者阅读。但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同是宗璞的小说，前面选了一篇《红豆》，间隔三十多位作家作品之后，又编进她的《鲁鲁》、《熊掌》二作，这仅仅是编排上的眉目不清、章法混乱吗？更令人不解的是，孙芸夫是孙犁的笔名之一，署名不同，实则是同一位作家。但在“经典”一书中，前面在孙犁名下，选了一篇《山地回忆》，后面又以孙芸夫之名列入《芸斋小说两篇》。究竟是谢教授不知道孙芸夫即孙犁呢，还是故意出此一招，以显示选目的全面呢？
最近已有人著文指出，在你的经典中，竟将《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名字印成了刘鄂，不止一处，是数处皆然。著文者行文客气，认为是粗心，我看并不尽然。
再看看你写的序文，就知道你究竟是认真还是不认真了。北大版的序文，一千七百来个字，海天版的长一点，两千三百来个字。跟“百年经典”如此庄重神圣的选题相比，两篇序文都显得轻飘之极，太不相称了。
在北大版的序文的末尾，你除了感谢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等人对你的指教和帮助外，还特意说：“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这么浩大的工程，其资料工作，你的一个学生就全部包圆，还做了部分编选工作。既是这样，你所做的，就是剩下的另一部分编选工作，若你的学生做的是初选，那么你所做的就是最后圈定了。不知我的推论可有纰漏？（在编选程序上，谢冕的叙述与另一主编钱理群的叙述相抵牾，此处从谢说。）
当年赵家璧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只是编选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十年间的作品，那是多么的慎重，请了茅盾、鲁迅、郑伯奇编小说，请了周作人、郁达夫编散文、诗歌、理论等，也都请有专人。每位编选者，都写出万字左右的导言。鲁迅当时正在病中（一九三五年），所写导言长达一万二千字。瞧瞧，这才叫认真，这才叫负责，这才叫对得起读者和读者兜里掏出的钞票。
可你倒好，不长的时间里，这边与钱理群联手，那边与孟繁华合伙，一下子就抛出了两大套、十八巨册的“经典”，闹嚷嚷地分别在南北两地上市。和你相比，那些靠编一本两本“精品”挣几个小钱的选家们，实在是小打小闹，可怜兮兮了。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急功近利的“编选热”发展到这一步，可谓登峰造极，亦可谓恶贯满盈了。
还有许多话，我不想再说了。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3）
谢冕先生，以在学校的经历，你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我只当过中学语文教员，上面这些话，本不该我说的。可你拿正事当游戏，做得实在出了大格，不光污了你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不对之处，敬请指教。
不管我是谁
为我批评了北大教授谢冕先生，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还是两篇批评我的文章，同时转载了我的文章。听到后，我托人、写信、打电话给这家周刊社，想要一份刊物看看，至今没有回音。近期的《文艺报》上转载了一篇，名叫《你以为你是谁》，作者徐文海。我看了，不知是全文还是摘录，想来原文不会这么短。这家周刊转载我的文章，不过是为了发这篇谩骂文章，若这么短，那合不过来了。现在只能就这篇转载稿说几句话。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在我的印象中，韩石山似乎是黄土高坡上的人，但不知什么时候，他也时髦地学会了一声“哇”。他“哇”的原因是：谢冕主编了中国百年文学的两套“经典”，两套“经典”的内容不尽相同，因而，他这个“老实人”便“心寒了”，认为谢冕先生不仅污了自己的“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更破坏了他韩石山一个“美丽的梦幻”，对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对北大的教授，也难“心怀敬意”了。
是那么回事吗？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梳理，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的庄严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无须在这三个字外面加什么引号。他编选了两套中国百年文学的经典，并不是说别人就不能编，他只是提供他自己的思路而已，用他的话来说：“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他选择的“经典”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自己并非认为“尽善尽美”和“无懈可击”；因为是和不同的两个人合编的，所以也即形成了内容有所不同的两个版本，这实在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对这两套“经典”进行说理的批评是正常的，但是，韩石山这样毫无说理的挖苦和谩骂却是不正常的。
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
按韩氏的打法，我们完全可以给他做如下的推断：他想出名，但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个“石破天惊”的妙法：捧人捧不成，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气大骂谁。所以，无缝寻缝，见缝插针，耸人听闻，惟恐天下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