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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年是心灵的戕害。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样的污秽的文字，你让教员在课堂上当着那些少男少女怎么讲？勉强讲了，你让那些少男们对他们的少女同学发生怎样感想？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仅仅因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将此篇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人，其无儿女乎？
《记念刘和珍君》，古文句式太多，骂詈语太多。仅仅“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一句话，也不应当入选中学课本。
《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一篇好文章。
《“友邦惊诧”论》，作为鲁迅的杂文，这篇不是很好的，要选杂文，也不该是这篇。全篇正文不足千字，全是激愤之语，时有谩骂的句子，在这类文章中是大忌。如：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
鲁迅的这类杂文，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文风，至“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文章达到顶峰。中学生要学讲道理的文章，即便是批判，也要走分析、说理的路子，不能走这种通篇斥责甚至谩骂的路子。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和《拿来主义》，想来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汲取外国的先进经验，才入选中学课本的。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应当选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真正对西方先进文化有理解、有研究的人的文章。选这样的文章，未见得高明。
其他的就不说了。我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中学课本上选鲁迅的文章是应当的，只是不应当选这么多，更不应当选那些不宜入选的作品。要叫我说，中学六年，初中选两篇，高中选两篇，就行了。就现有篇目，初中可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高中可选《祝福》、《为了忘却的记念》。顶多再选一篇充分说理的杂文。像现在这样一选就是十几篇，是没道理的，是荒唐可笑的。也就是把鲁迅当一个正常的作家看待，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作家，有这么一种写法就够了。绝不能采取现在这种“漫灌式”的办法，让学生接受鲁迅的思想观念，接受鲁迅的文章笔法。
为了纠正时下的偏颇，我要说：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需要解释的是，我这里说的少不读鲁迅，不是说绝对的不读。现在的少年人读得太多了。不读是极而言之的说法，可理解为少读，至少不要强制他们读。老不读胡适，是说胡适的书，适合少年读，老了就不必读了。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句话可反过来理解，那就是少年时要多读胡适，老年时再读鲁迅不迟。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沉郁的苍凉，都是常人难以比并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韩石山酷评——魏明伦（1）
这篇文章，要说是对着《收租院》和魏明伦的，莫若说是对着《文艺报》的。
《文艺报》曾有恩于我，早在一九八？誘年，走上文坛不久，《文艺报》就发表过介绍我的专文。事前很客气，说他们不太了解我，让我自己找个熟悉我的人写吧。我就请郭灵声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咬定青山不放松》，寄去很快就发表了。那时《文艺报》还是个刊物，改为报纸是后来的事。
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是越来越看不上这家报纸了。它不像个报纸，倒像个什么产品展示会的展台，开个不像样子的作品研讨会，一登就是一大版。而这样的登载，一看就是付了费的。也就是说，谁有钱就给谁一个大展台。这还能说得过去，进入经济时代，文学报刊都举步维艰，没钱怎么办得下去。说不过去的是，这张报上，常发表一些在我看来是“反动”的文章，不是在促进中国社会进步，而是在阻挠中国社会进步。比如我批评的这篇《——时代的样板》，就是这样一篇“反动”文章。都到了二？誘？誘？誘年了，还有人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泥塑《收租院》评功摆好，真可说是匪夷所思了。
对魏明伦其人，不管他多么有才气，多么有胆略，对他到处炫耀他的“有文化”，我也是看不上眼的。戏剧家就戏剧家吧，会写文章就会写文章吧，著名就著名吧，鬼才就鬼才吧，荣誉再高也没有人忌妒，身价再高也没有人会打劫，但你不能以为有了这些，自己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就可以蔑视天下的读书人。自贡市灯会组委会开出二万元的高价，让你写了上联征集下联，你写的那是什么呀，那叫《魏明伦小传》，也可叫《魏明伦广告》，随你叫什么都可以，但你要说那就是对联，鬼才信。文中有句感叹，再提一下仍让我心酸，但是，为了中国的将来，还是让我再说一遍吧：
过去是越是有文化的人越像个文化人，到了魏明伦这儿，成了越是没文化的人越像个文化人了。
需要改一下的是，不是到了魏明伦这儿，公道地说，应当是这几十年，魏明伦不过是一个不太杰出的代表罢了。只能说赶巧了，跑到了我的笔下。比他更为杰出的代表有的是。
《收租院》、魏明伦及其他
一
听一位朋友说，南方一家报纸说我是一个酷评家，还排在前面的位置。我听了轻轻一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因为近两三年间，我接连批评过几个当今的文化名人，恶有恶报，你不能说不公道。
最近还有一家报纸的编辑小姐向我约稿，娇滴滴地说，给我们来篇“酷评”吧。相隔千里，隐约间能看到她手里拿着一面小锣，当的敲了一下，喝道：“顺杆儿爬呀！”我只有诺诺而已。说什么好呢，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回报，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点者的轻慢处罚。苏东坡又接到贬谪的通知，平和地说：“我每动一个念头，都应当判两年的流刑。”我不过是不经意间批评了几个文化名人的不正当做法，在我，已是很克制的了，若真的把我的看法全说出来，还不得就地正法么。
余秋雨前些年就说过一次他要封笔，我当时在报上写文章说，你写的是盛世文章，没有任何违碍地方，封什么笔。哪有作家风头正健的时候，突然宣布封笔的道理？说到底，余氏的文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点才气的文化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宣布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后来见余氏著文，说凡是批评他的，都是和书商合伙要从他身上多挣点稿费，想想也是，若没有稿费，我写什么鸟文章。至于合伙不合伙，书商出过他的书，当然只有他知道。
如今余氏又宣布封笔了，一面又说他正在加紧写他的自传，且有编辑予以证实。我这才知道，一个人写完一本书正在卖着，只要他把他的笔帽和他的笔杆对住套在一起，就叫封笔。如果封笔等于自尽的话，余先生就是个死过几次的人了。对一个死了又能活，活着也是死的人，你有什么话可说。你只能承认你自己神经不正常，大白天也能见了鬼。
还有谢冕先生，主编了两套文学经典，不管是同中有异还是异中有同，总是在编书而不是在绺包，正如他的弟子为他辩护所说，这是在传播文化呀。想想也是的，你又不买人家的书，凭什么要坏人家的事。
人要有自省精神。我现在一点都不埋怨这些人。什么地上长什么苗，也长什么菌。总是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读者，也才有这样的作者，这样的编者。
但我还是要说话。只是不再为现在的读者说，是要为将来的读者说，让他们多少年后看了我的文章，知道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坛上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二
《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报纸。我是中国作协的会员，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报纸。然而，现在我开始怀疑我还敢不敢看这份报纸。
就是这几天，在它的《艺术周刊》上接连登出一篇大文章，编者在后记中说，此文原长两万四千字，删节为一万二千字，分上下两期刊发。日子是二○○○年的三月三十日和四月六日。标题是：《收租院》——时代的样板。
初看标题，还以为是在拨乱反正，说这组泥塑在“文革”中起了怎样的坏作用。不等看完，直感告诉我：《文艺报》疯了。我平日小心谨慎，生怕说错了什么话，叫人家说我思想不进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才知道，比我胆大的人多着呢！
收租院这个泥塑，我是看过的，就在大邑县，就在刘文彩家的院子里。一九六六年秋天去成都串连时，专程去看的。当时一个小小的疑点是，谁会把水牢设在自己家里，跟卧室连在一起？那边有人呻吟着，这边能睡得着觉？至于交租，风车，大斗小斗，我相信都是真的。
无意于替刘文彩翻案。不久前看到书店有本关于刘文彩的书，说是还原刘家的真相，我连摸都不摸。因为我知道，刘文彩肯定是大地主，再说也不会把他说成贫下中农，有这一条就足够了。
《收租院》可说是以刘家为原型的创作，是美术作品，是给人以教育的，是启迪人的灵性的。正因为这样，就该从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考察，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可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整个这组泥塑，是热烈的赞扬，全面的肯定。只在序言部分，大而化之地说，它曾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利用，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贴上了那个时代的标签，使之游离于艺术殿堂的门外。如果揭掉它的标签，褪掉它的政治色彩，它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韩石山酷评——魏明伦（2）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堆砌各种资料，说它是在怎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又获得了怎样的好评，为了说明这一点，不惜把“文革”前夕，许多著名艺术家的言论搜寻出来作为证据。比如说到王朝闻，说他“以他熟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收租院》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方方面面”，“这是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是文化革命的一大胜利”。蔡若虹则是，“这位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论家”，认为“方向对头，道路正确”。
你能分析得了就分析，分析不了就搁着，把这些老艺术家在那个特定年月说的未必出自真心的话搬出来，是说你记性好呢，还是要让他们再一次丢人现眼？
整个文章的论述方式，所用的语调和词汇，都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是“文革”后期哪个写作班子写下，要在“两报一刊”同时登出来的那种大块文章。尤其那语调，生硬的转折，冷酷的训斥，真是太像了。比如这样的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