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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一九三一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不是煞风景。我从来不认为这样的事对林徽因先生有什么损伤。这里引用，也只是想说，一个女人爱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只要她不违拗自己的心性，只要她做得光明磊落。梁先生有一个优秀的母亲，梁先生应当倍加珍惜。只是这种珍惜得在常情常理之内，若悖情悖理，那就是做儿子的不是了。从这点说，梁先生还是多虑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石山酷评——韩东、朱文
认识韩东、朱文等南京的朋友，是一九九七年，在绵山，山西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得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我还和一位北京来的编辑朋友一起去他们的房间里聊过天。当时他们的那个名为“断裂”的问卷，还没有发表，我就是那次会上看到的。对他们的勇气，我是很佩服的。年轻人就得有这样一种批判精神，就得噼里啪啦弄出点响动来。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莫若说是赞赏，——我不会那么直白地说。批评不总是那么穷凶极恶，也可以是由衷的赞赏。提倡正义的精神，就是对腐糜的抵御。
说到年轻人，不免有点感慨。我在文坛上混了几十年了，见过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一拨一拨的来了，又一拨一拨的去了，留下的没有几个。不能说去了的就是失败，也不能说留下的就是成功。心性不同，志趣有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追求，都是站得住脚的解释。如今留在文坛上，眼看日渐老去的，如果当初能及时地转而他求，或许会有一个更为充实的人生。不必说是命，总是冥冥中有个定数，而我们没有早些悟知。
或许是经见的多了，我常想，文学到底是什么，又是个什么样的事业？百思不得其解，多少也还有些省察。质言之，文学是一种品质，最宜于终生的修练，不到不得已，最好别靠它吃饭。因此在一次跟文学界朋友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回来后又据此整理成文，收入我的《演讲录》中。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年研究乡邦文献，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所谓青春作赋，是说写作是年轻时做的事，狠狠地干他几年，能成名就成了，成不了就去做别的事。若还钟情于文学，不妨转而治史，只要功夫下到了，多少会有点名堂。老了呢，千万别再逞强，真的信了什么“大器晚成”的鬼话，还是做点乡邦文献的研究，过个欢娱的晚年吧。
什么事情都说不定，有通例也就会有例外。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或许是最好的处置。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佯狂难免假成真（1）
这句诗是郁达夫《钓台题壁》的第二句，要谈韩东、朱文之流的“断裂”，不知怎么一下，脑子里忽地就蹿出这么一句来。先这么写下，看最后能不能联上。
去年秋天，比现在稍晚点，山西作协在绵山开一个笔会，邀请了韩东、朱文、楚尘、顾前，还有王干，我是接待人员之一，也就有幸一睹了这几位断裂派骁将的风采。王干似乎级别更高一点，不能算作断裂派的，可他在南京，又素有“王策划”的诨名，断裂的地带在那儿，就不能不想到这事与他有点干系。就是没干系吧，总是跺过两脚的，要不断裂的声响不会那么大。当然，正式谈断裂，还是不要提他。
四人中，朱文“酷”一些，一身名牌，冷眼铁面，骤然看去如一个西部牛仔。韩、楚、顾三位，均恂恂然如君子，规行矩步，看不出什么狂傲的颜色。我已老迈，看人事如同看风景，平日偏居一隅，难得见到这等奇人，既然相遇，总要讨教一番的，于是在一天晚饭后，便去了他们住的房间。接谈之下，方知他们不光发了断裂的宣言，还有一个更其狂悖的答卷，将在十月号的《北京文学》刊出。正好他们带着这份文件，也就匆匆地看了。
看了以后才知道，像我这样的作家，在他们那里，不光入不了他们的青眼，连白眼也不会给一个。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世事的变化真的就这么快吗？若倒退二十年，我会把这些破纸头摔到他们脸上。活到这把年纪，早就没了当年的火气，只是言不由衷地说，好，好，心里想的是，好他妈的屁。
宣言和答卷发表了，果然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说什么话的都有，支持的似乎不及反感的多。动了众怒的，是韩东的那句话，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非议的焦点，集中在他们的心态上，说是文坛的位置，全被一些功成名就者占满了，他们要谋取一席之地而又无从下手，便出了这个损招。不能随波逐流，与时俱进，便来了个抽刀断流，以求水落石出之奇效。
在这些直劂心府的宏论面前，无论是断裂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有点手足无措，难以应对，一时间，原本可引发一场文坛论争的话题，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收场了。从直观的效果看，似乎是断裂者弃甲曳兵，仓皇北走了。想来那些直劂心府者，定然是暗中窃喜，以为几个黄口小儿，何堪天朝大军一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看着车辙零乱，旌旗破敝的战场，我这羸弱的老兵，且来写一篇“吊今战场文”吧。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我们还是从《吊古战场文》来入手，也即是从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上，来探究一下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吧。
他们是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这话不能细想，一想毛病就出来了。
凡是写作的，谁不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若他们是杀猪的，不在屠宰行里争名次，却妄想在文坛占一席之地，那是胡闹，他们都是写作的，这样想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想想我们这些人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坛的，为了党的文学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肯定都有这样高尚的追求。容我低声地问上一句，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点点，不多，只一点点的名利之心？别硬撑着，承认吧，不丢人。在这上头，为党为国，和为自己，没有丝毫的抵牾。若你说你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党和国家才秉笔为文的，精神固然可嘉，只是要让人怀疑你有没有文学的才华。毫不相干，叫做什么就能做好什么，怕从古到今都没有这样的全才。什么都能做的，肯定不会精专，十有八九是个庸才。这么神圣的事业，怎会让一批庸才来完成。
文坛就是要靠一批批、一茬茬的优秀分子你争我抢，你上我下，来维持其繁荣的。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想在文坛上一展身手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多一些优秀分子来文坛献技竞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没有一点坏处。
不是不让他们来文坛上竞争，是说得拿出作品来。
对极了。反驳这个论点，我都有点胆怯。你说的拿出作品，肯定是说，得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一个作品的分量，几斤几两，是很难称出来的。我说好的，你不一定说好，争论起来，就肯定是不好。这一手我也常用。能不能退上一步，没有作品的，可不可以说几句硬气的话，非议非议那些有作品的大作家。也就是说，能不能先发宣言，然后再说别的。
且看史实。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聚集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他们的文学研究会的时候，不说别人了，光说后来成了大作家的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三位，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呢？他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把当时甚嚣尘上的鸳鸯蝴蝶派驱逐出文坛。再看创造社吧，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郭沫若奔走于京都和东京之间，和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商量他们的刊物是叫《辛夷》还是叫《创造》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若说有什么的话，只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成仿吾说的：“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再就是，文学研究会已然成立，他们要占据一席之地，就得自立旗号。不用再举例子了，中外文学史上，先发宣言再做成事的，多着呢。
前人没有什么作品都敢这么说，怎么轮到当今已颇有名气的几个年轻人，就要别设门槛，另眼相待呢？
有话好好说，怎么能做出这么一副无赖相。
怎么叫好好说，唱着说还是跪着说？他们是作家，写着说就是最好的说。
从中国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上看，他们的话是有不规范的地方。手边没有宣言与答卷的文本，要不我会在这儿狠狠地引述几段，让人看看他们的嘴脸的。确实不太地道。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收了那么多优美词语，不会多用上几个吗？要是我，我会捡最好听的说，而把最恶毒的意思藏在里面，让对方看了气得嗷嗷叫而说不出你什么。真要那样做了，你会说我个好字吗？
年轻人就应当有年轻人的表达。他们平日说话就那么个德性，你不能要求他们和你说话了就变成你的那种德性。谁的德性好，谁的德性坏，怕还在两可之间。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佯狂难免假成真（2）
再往深里说，谁说话也不会像天平那么平平的，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不是过这面点儿，就是过那面一点儿。这种情况下，得看是往哪边过。往好的一边过，是伪善，往坏的一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