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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后悔，却不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不对。我觉得，谢冕的错处，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是明摆在那儿的，谁都能看得见。我不过是说了。我指出他的错处，正像非典期间，指出一个人不该随便吐痰一样，是件再小不过的事儿，不该得此恶名。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我说，“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的回报，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轻慢的处罚。”
好了，不说对与错了，就算是我全错了，也扯不到“人身攻击”上。到现在，我也没见过谢教授。他是白是黑，是高是矮，是三角眼还是吊梢眉，我全都不知道，怎么会对他的人身作攻击呢？
会不会我的文章中，也用了王蒙文章中那样的词儿“黑驹”什么的，比如说过“老马识途”一类的话，那样周先生也可仿照鉴定王蒙为“人身攻击”的成例，说我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你说人家是“老马”，不就等于说人家是牲口吗？没有，我查了我的文章，用词不能说全很准确，委实没有马呀驴呀一类的词儿。
周先生的书不是修改过十几次了吗，想来以后还会不断修改的，我希望下次修改时，也能像对待王蒙这样的名家一样，给我下的评语里，能用括号引上一句话或是一个词，让往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看到这儿，一眼就能看出韩石山这个人就是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进而相信这样做就是“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
我敢跟你打个赌儿，你把你的全部本事使出来，也找不出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字词儿。除非你再瞎编上个。
什么都没有，你把我写进了这么堂皇的一部教科书里，让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年一年地学下去，让凡是买了这本书的人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你这不是太抬举我了吗？
窗外，又是一声救护车的凄厉的长啸。夜已经很深了，我不想再写下去了。
我只想说，周先生，还有人大出版社，我只是个小人物，不配上你编的、你们出的教科书。少年读书时，不知天高地厚，也曾做过青史留名的美梦，长大之后，我就知道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该怎样生存了，再也不存什么奢望了。只求能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孝敬父母，养活老婆孩子，接济几个比我还要穷的弟弟，一家人过个虽清贫却也安然的日子。不要再有人半夜破门而入让你交出“反动日记”，不要再有人把你提溜到批判会上口号不断，不要再有人把你发配到偏远山区一待就是十几年。
人大是一所革命的大学，人大的教授是革命的教授，你们尽有你们的好日子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成全我，让我在你们的革命史上留名呢？确确实实，我不配上你们的这样一本革命的书。姚文元配，李梨初配，王蒙配，我不配。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韩石山酷评——赵俪生
这篇严格地说，不能叫批评文章，该说是学术文章，虽然批评的力度一点也不弱。
我感兴趣的是，两个早年有过交谊的清华学生，一个去了美国，一个留在大陆，五十年后在美国有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面没见着，却在电话里起了那么严重的一声冲突。一个是经济系的学生，一个是外文系的学生，后来两人都成了历史学家，成就却不能相提并论。杨联陞在海外汉学界称得上大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赵俪生起初是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后来是研究土地制度史，在中国只能算是个二流的历史学家。尤其可笑亦可悲的是，赵先生是清华外文系毕业的，几乎终生在高校任教，到了美国，其英语能力连日常的生活都应付不了。我一点也没有责怪赵先生的意思，我是在思考这是为什么，也是在探究更深的层面上的原因。
此文原稿中，有对赵先生品质的质疑，定稿时抹去了。比如美国朋友请他去家里吃饭，美国孩子活泼淘气，他每每流露出厌恶的情绪。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这样厌恶孩子，还是在请你吃饭的朋友家的，其性情也太乖张吧。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1）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在美国，抵达剑桥镇的大陆学者赵俪生与美籍中国学者杨联陞之间，在电话上有一场冲突。这是一场上辈学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是谢泳先生把它发掘出来并赋与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
谢泳是个很注重历史细节的学者，有很好的直觉力。他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发表后又收入他的单本书中，周一良先生看过之后，写了篇为杨联陞辩护的文章，叫《一文质疑》。在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联陞诗文简》中，两文都作为附录收入了；该书二○○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认为这场电话冲突案，有重审的必要。
先看是怎么回事。赵俪生是兰州大学的教授，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依照一九八七年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安排，四五两个月去美国访学。四月八日到剑桥镇住下，生活不方便，又见不上与他作学术交流的哈佛教授Kuhn先生，很是烦恼。四月九日哈佛接待人员Frye先生来了，赵说明情况，Frye表示不愿与Kuhn打交道，问他可认识杨联陞，他说认识，是清华大学前后级的同学，杨九级（一九三三年入学），他十级（一九三四年入学），不同系（杨经济系，他外文系），在校时就相识。Frye说，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即接通了杨的电话，让赵直接与杨通话。
冲突由此而起。赵的《篱槿堂自叙》中有篇《游美日记》，是这样说的：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看望，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是希望在Kuhn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n，可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你先出了口的，那么，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呐，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受到震动吧。（《篱槿堂自叙》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
谢泳在《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中的看法是，老同学在国外遇到困难求助，杨联陞这样对待确实不对，但这场冲突却不是没来由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埋下的思想冲突”。赵是偏左的学生，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杨是胡适这一条路上的人，沉潜学术，不问政治。并举证说，一九四七年杨为胡适写的祝寿对联传出后，曾有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谢泳也批评了赵说他抗日而杨替侵华军师当军师等过头话。
周一良的《一文质疑》，说是质疑，实则是反驳。他说杨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病一次，少则三五个月，长则经年。据杨的儿子所抄的留言簿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全是空的，可见是在病中，不能待客。二○○四年四月，杨的孙子杨华岳赴美探亲，周一良让他到祖母那儿抄下杨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记的：
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七十一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乞一女士照应不力。
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所记不同，显然是过后加上去的。
周一良说，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的日记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于是他提出如下几种可能：首先杨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韩注：赵以前在山东大学），其次，两人那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杨的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在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字和赵俪生书所说似乎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2）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先要看赵俪生《游美日记》的真实程度。
谢泳认为，赵俪生说的这件事，“是记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谢泳这样说，是他一贯的主张，就是回忆录不一定靠得住，而日记是可信的。
谢先生还是武断了点。回忆录可能细处不准，而日记却可能全都失真，比如重新写过。公允的看法应当是，不管是回忆录还是日记，都要看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证明可信的才可信，证明不可信的就不可信。赵俪生的《游美日记》就不怎么可信。
《篱槿堂自叙》书中，《游美日记》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重写完毕于兰州大学，时虚龄八十二岁”。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是在事情过后十一年“重写”的，可说是“充实”的，也可说是“改写”的。《篱槿堂自叙》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属白屋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共有几种，不得而知，我是一次在书店买到五种。丛书的集稿，一般都有个不短的过程。每册前都有《编者的话》，写于一九九九年九月，这该是丛书编起的时间。丛书中有一种，是赵景深的《我与文坛》，书末有倪凡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另有一种是朱雯、罗洪的合集《往事如烟》，书前有罗洪的《我与朱雯》，相当于序言，也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还有一种是罗继祖的《蜉寄留痕》，文末有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