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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逐步侵袭。在该区主力部队与敌后武工队、小部队的夹击下，敌人的计划遭到失败。4月19日，敌华北方面军第110师、独立混成第8、第3、第4旅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同时出动，向阜平以南的陈庄为中心的北岳弟4军分区进行合围，企图消灭第4军分区部队。第4军分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就地分散游击，不断阻击和侧击敌人，并在与敌争夺白花山、九龙山等制高点的作战中，给敌以重创；同时，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分别袭击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敌人新建立的据点，杀伤敌人。到28日，粉碎了敌人对第4军分区的“扫荡”。
4月29日，日军将“扫荡”重点转向阜平东北的军城地区，企图消灭第3军分区部队。第3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以分散作战、冷枪射击、地雷战等打击敌人，迫使其于5月15日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北岳军民共歼敌1700余人。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冀中区为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全面展开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冀中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不仅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还形成了房上、地面、地下三通、能打能藏的立体战斗地道体系。冀中区军民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新战法。满城民兵配合游击队，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42处。活跃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50余人，截获大货船数十艘。冀中军民经过各种斗争，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斗争的环境。冀东区也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到丰润、宁河、滦县、遵化、玉田等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攻克敌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与此同时，蓟（县）遵（化）兴（隆）游击队和长城工作团再度出关，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恢复和重新建立起了热南山地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1943年1月太行分局高干会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全区共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日军第1集团军在完成对驻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第24集团军诱降之后，于5月6日，以日军3个师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潞城、武乡、左权、林县、陵川等地出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梳篦式“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当敌人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已判明敌之企图，乘敌尚未形成包围之前，总部和第129师主力适时转移到外线，向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第129师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及1。5万多名参战民兵，坚持内线斗争，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对本区内的白晋和平汉铁路展开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在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扫荡”太行区的日伪军被歼灭2500余人，并于5月下旬撤退，太行军区将平汉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争取和瓦解了部分伪军，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及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冀鲁豫第1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140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间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冀南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抗战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冀南第2、第3、第6等3个军分区，在敌占区秘密建立了573个民兵自卫队等组织，打击伪乡、村政权及汉奸。经过一年的斗争，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其中，冀南军区拔除和逼退敌据点140余处，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1/10。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于1943年初，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建设；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多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干部负责。武工队由15支扩大到37支。同时，还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武工队根据晋绥军区的对敌斗争计划。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的山区，发动群众，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出地盘，主力部队与武工队，民兵相配合，根据不同情况，对敌伪据点采取不同办法，例如：包围孤立，造成敌人供应困难、生活不便，被迫撤走；相机乘虚袭击占领；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集中兵力强行夺取。第8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依靠群众，在交城西北地区，摧毁了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特务网。2月7日，又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伏击歼敌28人，并将13具尸体送进岔口据点，对敌人震动很大。30日，又袭击岔口据点，歼敌40余人。仅3个多月时间，晋绥区军民即摧毁了800多个村“维持会”，在500多个村庄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争取并改造了近400个村“维持会”成为两面政权。在1943年上半年，已基本上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全军共拔除敌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使整个晋西北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
山东军区于1943年初，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敌人“蚕食”的地区活动。这些武工队积极战斗在敌占区，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反抢粮、抗苛捐杂税，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锄奸反特，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一年中，山东军区的武工队、小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340多处，开辟村庄7000多个，还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促使7000多名伪军溃散、逃亡，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春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1月10日，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以7000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广饶、羊角沟、利津、滨县、蒲台、博兴等地出动，向小清河以北八路军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合围。清河军区机关立即由蒲台、博兴之间转向敌后。1月14日，清西军分区独立团第7连遭敌合击，与敌展开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清河军区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敌人，迫使其大部退集到津浦铁路沿线。1月17日，日军8000余人和伪军4000余人对八路军冀鲁边第2军分区进行合围“扫荡”。该军分区部队采取分散作战的办法，使敌人的3次合围全部落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和加强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1943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军区、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冀鲁边军区、滨海军区、胶东军区等6个二级军区。第115师与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及各支队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
4月22日至29日，日军又以独立混成第5、第6和第7旅以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再次对清河区进行“扫荡”。敌人在8天内连续3次搜寻并合围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未得逞。尔后，敌在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的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的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以夹击之势步步向内“蚕食”。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蚕食”活动；同时，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于5月28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6月4日，日伪军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处。清河军区主力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该军区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的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山东各地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衬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还根据敌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他们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并以日益巧妙的方法进行埋设，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民兵们不仅以地雷阵保卫村庄，还把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开展“飞行爆炸运动”。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及敌人可能行动之处，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胶东区军民及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不断截获和击沉敌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得到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武装工作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它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伪军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对进一步扭转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四军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的局面。日本从总的战略需要出发急于安定华中，加强其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确保其苏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为此，敌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使其仍保持在11万人左右；一面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18。5万余人增加到22。8万余人，准备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