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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田园诗式的生活无法企及，那才纯属无稽之谈呢：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它不仅是美好的，而且也是可以达到的。要营造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不过不能够为了一个人或者为了十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为五个人排演一场意大利歌剧是不可能办到的，为全彼得堡来排演，正如大家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完全可能的。为十个人印一部《尼·瓦·果戈理全集》（一八六一年莫斯科版）是不可能的事。为全体读者来印，谁都知道，却是可能的了，价钱也不会贵的。但是当还没有给全城演出的意大利歌剧时，也只能开个随便什么的音乐会来对付对付一些特别热心的歌迷们。在《死魂灵》第二部还没有为全体读者刊印出来的时候，只能由果戈理的少数特别热心的读者不惜力气分别为自己抄制个手抄本。手抄本和刊印的书不可同日而语，随便什么样的音乐会比起意大利的歌剧来更是差得远，不过有个手抄本和音乐会总比没有强。
十七
如果某个局外人来与基尔萨诺夫商讨如何对待基尔萨诺夫在醒悟过来时已看清的自己的处境，又假定基尔萨诺夫与其他几位当事人毫无于系，他就会对来者说：“用逃避来补救为时已晚。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是对您来说，逃避或留下来是同样危险的，而对于您关心其安宁的那两个人来说，您逃避开恐怕比留下来更危险。”
自然，基尔萨诺夫只能对像他自己或者洛普霍夫这类性格坚强、诚实可靠的人说这些话。与其他人谈论如何对待这种处境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别人在这种境况下其行动必然是卑劣和鄙俗的：使女方的名声扫地，自毁声誉，再向自己的所有同伴们诉苦或吹牛，津津乐道于其具有的英雄好汉的美德或勾引女性的魅力。无论洛普霍夫还是基尔萨诺夫，都不爱跟这种人来谈论高尚的人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可是如果基尔萨诺夫对一个跟自己有相同原则的人说，现在逃避恐怕比留下更糟，那么他就是对的了。这里包含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留下时将怎样自处：绝对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因为只有这样，你即使留下来也不会变成坏蛋。你的任务是尽可能不去破坏生活已经好起来了的女方的平静。要使这份平静不受破坏，看来已经做不到了。跟她目前的身份不协调的感情恐怕说什么‘恐怕’，干脆说，是‘毋庸置疑’已经在她心中萌生，不过她还没有觉察而已。如果完全没有来自你这方面的挑逗，这种感情会不会很快向她自己显露出来，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一疏远，准会刺激它显露出来。所以，你疏远的结果只能是使你希望避免的那件事来得更快。
然而基尔萨诺夫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却是作为一个当局者来考虑这件事的。他觉得疏远比留下更为难，而驱使他留下的是感情，那么，留下不就是意味着向感情屈服，受感情的左右而迷惑了吗？他有什么权利竟能如此绝对自信，相信自己不会在言谈或眼神中流露内心的情感而挑逗对方呢？因此疏远更为妥当。当事情涉及到自己时，人就很难看出他的理智被矫情的诱惑左右到了何等程度，所以正直的人告诫说：抵制住诱惑，你才能有较多的机会去完成高尚的行动。这是从理论语言译成的日常口语。而基尔萨诺夫信奉的理论，却认为类似“高尚”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如用自己的述语来表达：“任何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也是。现在要问：什么对我更有利，是疏远还是留下？如果疏远，我只要抑制个人内心的情感即可。如果留下，我却要冒着损害自己人格的风险，因为一句不得体的话，或者痴迷的一瞥都会泄露天机的。个人的情感是可以抑制住的，过些时候我的平静就能恢复了，我又会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要是我有一次行动矫情背理，那我就永远于心不安，也无法对自己满意，我将毁掉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处境是这样；我爱喝酒，而我面前正摆着一杯美酒，不过我怀疑这酒有毒。我又无法证实我的怀疑。我应该喝下这杯美酒还是免受它诱惑，倒掉它呢？我不能把我的决定叫做高尚的决定，甚至也称不上正当的决定，这些字眼过于铿锵作响。我只能称之为合算的、明智的决定：我倒掉这杯美酒。虽然我剥夺了自己的一份小小的乐趣，给自己造成了一点不愉快，但是我却保证了自己的健康，也就是保证我来日方长，可以大量地饮用那些我确实地知道没有毒的酒。我的行动不算蠢，这也就是我所得到的全部褒奖。”
十八
那么用什么方法疏远呢？如果使用老法子，假装受委屈，表现自己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借此来疏远，这已经不行了；两次都用同一套招术就骗不了人了。第二个同样的故事只能拆穿第一个故事的用心，表明他不仅是新故事的主人公，而且是老故事的主人公。总之，快刀斩乱麻的任何做法都是不相宜的。虽然这样疏远比较省事，却过于张扬，会引起注意的，也就是说，那在眼下是庸俗的、卑鄙的（照基尔萨诺夫的利己主义理论，便是愚蠢、不合算）。因此只剩下一个最费事、最折磨人的方法：慢慢地、不露声色地悄悄地避开，使人看不出他在疏远。这件事有点棘手，极为复杂：人家在瞪大眼睛注视你，你却要逃离开他们的视线，而又不让他们看见你的动作。但是别无出路，必须这么做。可是照基尔萨诺夫的理论，这并不痛苦，甚至还挺愉快，因为事情越困难，在你能顺利完成它的时候，从自尊心出发，你便越发为自己的能力和机灵而感到欣慰。
他果然完成得很顺利，没有因为一句言犹未尽或失去分寸的话语，也没有因为一瞥目光而泄露自己的意图。他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的面前仍旧无拘无束地说笑逗趣，他跟她接触时仍然一如既往显得挺快活。不过他开始受到种种干扰，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去洛普霍夫家，像从前那样整晚上逗留在他们家，并且，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洛普霍夫比从前更爱抓住他的胳膊，要不然就是抓住他的礼服翻领，说道：“不行，朋友，你可不能马上退出这场争论。”因此基尔萨诺夫来到洛普霍夫家里以后，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在他的男友的沙发旁度过。这一切都是渐渐形成的，以至完全党察不到这种变化是在发展。干扰一来，基尔萨诺夫不但不加以强调，反而为受到干扰而表示惋惜（不过只是偶然表示表示而已，经常表示也不恰当）。干扰总是来得那么自然而且避免不了，就连洛普霍夫夫妇俩也往往赶他走，他们提醒他说，他忘了答应过今大在家待着，因为他摆脱不掉的某某熟人想去找他……或者他忘了，假如他今天不去看某人，那人就要怪他；或者他忘了，他必须在明早之前完成一项至少需要四个钟头才能完成的工作，难道他打算今夜不睡觉？已经十点钟了，他别再说笑话了，该回去工作了。基尔萨诺夫对这些提醒也不一定都听从：他不去看这个熟人，让这位先生生气吧；还有，工作跑不掉，时间还有呐，他偏要在这儿坐上一晚上。可是干扰越来越多，一连几个晚上又都被学术活动占去了，这些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有时也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但愿没有这些学术活动才好！”熟人们也越发爱纠缠他，他有时又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们怎么老是死死缠住我，真邪门，他们干吗总是拽住我不放！”这仅只是使他觉得奇怪，而洛普霍夫夫妇却一目了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有了名气，需要他帮忙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了。他不该忽视工作，他偷懒更是毫无缘由，老实说，过去几个月他完全变懒了，所以他打不起精神动手工作，于是他们催促他道：“应当工作了，亚历山大老兄！”“该工作了，亚历山大回马特韦伊奇！”
装样子是很困难的，他必须把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拖足几个星期才行，他必须转动得那么缓慢，那么平稳，好像钟表的时针一样：无论您怎样聚精会神地望着它，您都看不出它是在走动，而它悄悄地于着自己的事，从它原来的位置朝一边走动着。不过作为理论家的基尔萨诺夫在欣赏实践中自我的灵活和机敏时，却感到多么愉快啊。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是的，基尔萨诺夫也可以完全坦诚地说，他耍这套计谋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他为自己的高明和勇敢而感到兴奋。
这样过了一个月或者一个月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有人作了统计，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个月里，他与洛普霍夫夫妇的亲密关系丝毫也没疏远，但是他在他们家里度过的时间却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在这期间他和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度过的时光的比例又减少了一半。最多再过一个月，朋友们就不会再常见面了，而友谊却是依然如故。事情也就可以收场了。
洛普霍夫的眼光很敏锐，难道他一点都没察觉？
没有，一点没有察觉。
韦拉·巴夫洛夫娜呢？韦拉·巴夫洛夫娜也一点没有察觉。她在自己心中也没有察觉什么吗？她在自己心中也没有察觉什么。不过韦拉·巴夫洛夫娜做了一个梦。
十九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三个梦
韦拉·巴夫洛夫娜做了一个梦：
喝完茶，跟亲爱的闲聊了一会，她就来到自己房里躺下了。并非睡觉，睡觉还早着呢，哪能睡觉，才八点半钟。不，她还没脱衣服，不过先这么躺着看看书罢了。她躺在她的小床上看书，可是书本却从她的视线中移开，掉落下来，于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为什么最近我时不时地感到有些烦闷呢？也许这不是烦闷，而是该当如此的吧？对，这不是烦闷，而只是想起今天本要去看歌剧，可这个马大哈基尔萨诺夫买票去晚了，他好像不知道，若是有博齐奥①演唱，那么上午十一点就买不到两卢布一张的门票了。当然，不能怪罪他，因为他一直工作到早晨五点钟，肯定是五点，虽然他不承认……毕竟还是他有错。不，往后我最好请我的亲爱的买票，看歌剧也跟亲爱的一起去，亲爱的决不会干出这等事，害得我连门票都没有，况且他总是乐意陪我去的，因为他对我太好了，我那亲人。而这个基尔萨诺夫却使我漏掉了一场《茶花女》②，真遗憾！如果天天晚上有歌剧，我天天晚上都去看，随便什么歌剧都行，即使歌剧本身不怎么样，只要由博齐奥唱主角。如果我有博齐奥那样的好嗓子，我大概整天都来唱歌了。要是我认识了她呢？怎么能认识呢？那个炮兵③跟汤贝利克④有交情，能不能通过汤贝利克去认识呢？不，不能。多么荒唐可笑的念头！为什么要结识博齐奥？难道她会为我唱歌？她可得珍惜自己的嗓子啊。
①博齐奥（一八三０—一八五九），意大利著名女歌唱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彼得堡演出。
②《茶花女》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所作的歌剧，根据小仲马同名小说改编。
③炮兵是参加郊游的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