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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顺，自是意中事了。
刚被割让给英国时的香港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第四部分哥老会的兴起
太平天国洪秀全向南京进攻的时候，一方面三合会在佛山肇庆等地起事。广州已被包围，扼制了珠江的咽喉。 当时清兵要运粮入粤，以作接济，知道珠江口给三合会占领了，才冒用外国旗帜，挂在桅杆上，通过三合军占领区。后来给三合军发觉了，意外获得了许多军火和粮食，于是声势更加浩大，清兵在粤，等于瓮中之鳖了。 到咸丰四年十一月，广东全省给三合会所占领，擒获清兵俘虏，不能数计。后来清廷转托美国人出来交涉，三合会才把这些俘虏释放。因为三合会有排外的举动，给旅粤的英美人所痛恨，英美人便处处给懦弱无能的清廷以帮助，而使三合会不能得到顺利。其时，满清遭尽内乱外患的苦，弄得乌烟瘴气，束手无策了。 这时候，在华南和外洋有三合会和满清作对。在华中，华北，便有哥老会的兴起。三合会和哥老会，不过是名义上差别，其实宗旨一样，都是洪门中的一个支流。 由庚子直到光绪末年，可说是哥老会势力最盛的一个时期。 太平天国时，忠王李秀成有一个谋士，名叫李昭寿，李昭寿是洪门中人，学识甚广，很得李秀成信任。李秀成在天长县一役，给清兵攻败之后，军队溃散，李昭寿遂被清廷所执，钦差大臣胜保怜其才，劝他投降清朝。李昭寿初不肯从，后来给胜保说好说歹，才算依允了。胜保奏知清廷，给李昭寿一个三品顶戴。 不想这李昭寿虽然投降清朝，实际上却和洪门通声气，后来给清廷知道了，便把李昭寿拘禁起来，严刑拷打，李昭寿直认是洪门中人不讳，并且在公堂上破口大骂清廷的腐败。结果，他给清廷斩了头。 李昭寿的儿子李丰，是一个刚毅的好汉，听说父亲问斩之后，在灵前起誓，要报杀父之仇，便在安徽加入了哥老会。入会后，便往江苏镇江访关熙明——他是江苏哥老会的负责人——李丰见了关熙明，言谈之中，十分投机，其时清廷遭受了洪杨和义和团之乱，兵力薄弱，国库尤虚，朝政日非，李丰要乘这个机会起事，关熙明深表赞同。二人便商量购买军火事宜，李丰毁家捐助白银六万两，作购买军火之用。关熙明又向会中人捐了些款子，便向镇江关英人弥逊处商议购买军火的事，弥逊见有利可图，自然一口答应，弥逊又给关熙明介绍关上的洋人，接洽运输的办法，弥逊自己请假去香港，和军火商订购枪械子弹。岂料这批军火运到镇江时，竟被清廷探知，把军火抄出。弥逊和关熙明、李丰等被擒。弥逊交上海英国领事馆查办，监禁了九个月，解送回国。可怜关熙明和李丰，壮志未酬，却给清廷枭首示众了。 此案发生之后，长江各地哥老会中同志无不痛恨，要为关熙明、李丰报仇。而实力上又不能和清廷抗战，只得从小处和清廷作对，例如杀洋人、毁洋房之类，引起外交纠纷，使清廷的实力薄弱下去。所以那时长江流域的领事馆、教堂、海关，还有太古、怡和、日清等洋行，时常有烧杀的事情发生。这都是哥老会的人要想打倒清廷，才如此做的。 后来事态越弄越大，清廷恐慌起来，才出赏格缉拿哥老会中人。捉到哥老会的主持人便可封官，告发哥老会的会员便可得到奖金。 在光绪十八年时，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醴陵给清廷捕获哥老会会员四人，正在审问的时候，便有一千多个哥老会会员前来劫狱，和清兵冲突起来，结果把四个人劫了出去。清廷也不敢怎样。 到光绪二十三年冬，哥老会重要份子毕永平、林述唐等到湖南和当地哥老会首脑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接洽起义大事，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大家便有意去拜会孙先生。李云彪的意思却要等来年召集长江各埠的同志到湖南开了“英雄会”，有了具体的计划之后，再去和孙先生商讨起义的事，各人都表赞同。光绪二十四年，开完了“英雄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有了切实的联络，并且有了相当的准备，去谒见孙先生的人在年底到了上海。二十五年正月，长江各埠哥老会代表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何玉林、王金宝、刘家福七人到香港见孙先生和黄克强先生，商讨起义大事。大家公议推孙先生为哥老会的领导，积极准备，预备分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三处发动革命的大事了。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1）
国父姓孙，讳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他是广东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翠亨村人。 国父的诞生是在七十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那时离“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都不很远。所以父老们对于洪杨末造满清政府的残杀汉人，中英战起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国族的残酷情况，都曾身历其境。每逢茶余酒后，偶然回忆起来，便免不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一番，以此孙先生耳熟能详，从小就有了种族观念，可见国父手订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义，首列“民族主义”，其原因是很远的。 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2）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中法战争中在凉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冯子材中法战争中在凉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刘永福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3）
孙中山的革命同路人、洪门的龙头大爷郑士良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兴中会成立时，举行宣誓仪式的楼房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图为兴中会宣言。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