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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40节 “救救我的乡亲”（4）
迄今，各省市均实行了肺结核病免费治疗，但部分地区防治经费仍未到位，或部分到位。一位县医院院长说，我们县传染病院已经变成了综合医院，感染科尚无经费筹建。不可能对全县进行肺结核病普查工作。在我到过的县、乡、村医院几乎都没有看见对结核病预防的宣传。有一项统计表明60％的结核病人没有接受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不知肺结核病是传染病，农村青年人更不知把肺结核病和痨病联在一起。
抽样调查发现，有46。5％有症状的肺结核病人从未就诊过，在未就诊的结核病人中，因经济困难未就诊的比例是36。8％，在间断或中断治疗的结核病人中，因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的病人占44％。目前我国约有30％的患者还处在隐匿状态。他们从没看过病，因为从未看过病，这个隐匿状态的群体的百分点有可能还会偏高。许多农民不懂结核病知识，更谈不上接受这方面健康教育，没有症状，或认为自己能扛得住的症状就不去就医，症状恶化了，难以承受了，也只在村卫生所要点止咳、止痛、退烧药吃吃。没去查病因，谈不上抗结核治疗。就医的人大都在综合医院（如县医院、县中医院）。约40％～50％的结核病人分散在综合医院间断治疗。一是病人不去专科医院，二是综合医院的科室不愿放弃病人，“以药养医”、“以药养科”的结果致真正在各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接诊病人只占结核病人总数的20％左右。这无疑使抗药性结核增加，无疑给结核病的预防、治疗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障碍。尽管国家宣布免费治疗肺结核。但是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城郊的人都不知晓，就别提偏远乡村的农民患者了。我问过一个进了又出来的农民病人，他说，医院里只有抗结核药免费，医生同时又要我们吃这种吃那种药，住几天院还是得付上好几百元，我们支付不起。医院也有道理，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机体是整体，呈多元性，不能就病论病，从现实情况来看，免费治疗缺乏统一规章制约，出现了好事办坏、真经念歪的现象。正儿八经地念经也有难处。
辽宁省昌图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杨伯告诉记者：“国家规定，有3种情况免费治疗，一个是痰中有菌，第二个是新发（病人肺上有）空洞，第三个是粟粒结核。除了这3种，其他的不免费。不够条件的，动员他们在门诊治疗。”
然而很多传染性肺结核患者不是一次就能查出菌来，三次五次才能查出来。痰检不是一次就完了，按照原则，应该查几次。有的农民离医院几百里地，要查三五次，就不来了。没查出来，不等于以后永远不排菌。等到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免疫力下降了，病情加重，随着痰的排出量增多，结核菌的繁殖量也就大了。
2004年春从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辽宁省现有肺结核病人6万名，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约3万。尽管这些病人都得到了及时免费的治疗，但全省每年有约1200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很多都是非传染性结核病人。辽宁省卫生厅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尚彦萍说：“非传染性病人我们都及时给他们宣传，要全程规范地治疗6个月。但这些病人大部分都在农村，个人经济状况很困难，所以他们很难坚持6个月治疗，往往一两个月后就中断治疗，容易造成复制，将来再发病就变为复制病人，治疗起来就更难了。”
我们还要面对另一个现实，我国现有农民工1亿多人，他们在城乡之间疲惫地流动着，在城市辛苦地劳作着。其生活条件、环境、营养并不比居住在农村优越；相反，他们的生理心理负担比在农村更沉重，他们居住又相对密集，生理和心理的空间被压缩，这无疑给肺结核的流行（包括乙肝及其他传染病）创造了机会。
不敢预言，人类是否会在某一天消灭结核病；也不敢预言，肺结核病像地震、泥石流那样突然袭击突然暴发。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贫困的农民，流动的农民工，未能接受正规治疗的患者，没有接受预防结核的知识宣传的人群，是破解结防难题的几大症结。倘若症结没有理顺，没有解开，必定会出现倒春寒。但愿我的一切忧虑都是枉然。
我们不希望看到，1000万元、1亿元的投入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一个卫生院的痰检点形同虚设；
我们不希望看到，流动人群的子女没有享受到疫苗的接种；
我们更不愿看到，耐药性在农民兄弟中扩大着，结核病在传播着……
也许，我们做不到根除结核病，但我们可以做到，病例每年稳定地减少百分之几；还可以做到，尽可能多地发现病源，并对其进行有规则的治疗，在2010年顺利完成发现治疗400万例传染性肺结核病人。
4艾滋病：又是农村，还是农民
真不愿在这本书中落笔写下这3个字：艾滋病。
1985年7月，北京报道了第一起艾滋病病例。报道说，1985年6月23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收治了一个已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的美籍阿根廷旅游者，不到7天，这个34岁的美国人因患多因卡氏囊虫肺炎而离开人世。这是我国大陆医生首次亲眼看到的艾滋病患者。
18个月后，又有一个旅美9年的香港居民住进了福建省立医院，经诊断为艾滋病胃肠综合症患者，32天后死亡。
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艾滋病是西方化的产物，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一位官员曾这样回答过记者：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堵高高的、无形的墙，是扇厚厚的无形的门，中国人可以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如果说，那时国门初开，思想还处在传统的保守之中，坚信国人的道德观，一两年后，性病广泛传播，就该明眼正视这类疾病的传播。一位专家说，艾滋病传播最快的地区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的地方。
程主任是皮肤科教授。1985年间他接诊了几十例性病患者，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在20世纪我国就宣布消灭了性病，性病的防治机构也撤消了，防治队伍也不复存在了，在医学教科书中也省去了一章，许多青年医师不认识性病，青年人更不懂性病的常识和危害。他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和一本小册子，没有一家卫生小报同意刊登。一位主编说，我们不为天下先。他决定在科室门口开辟了一个宣传栏，还没挂上几小时，马上遭到领导的呵斥：这是宣传我国有性病吗？这是损害我们医院、我们城市，甚至我们国家的荣誉的事……这位经历了“反右”斗争的老专家吓得汗不敢出，慌忙撤下。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要是在1957年，我又是右派了。”
还有一位科普作家，就艾滋病的病因传播完成了一篇关于艾滋病的科普小说，遭到同样待遇：一是不为天下先，二是上级三令五申不准发表性病等这类疾病的作品。直到1989年这篇小说才得以出版。
10年后，即1999年，一件更让人很想不通的事发生了：一个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学生告诉桂希恩教授，村里人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相继死亡。他想去实地看看。
桂希恩教授是原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科主任，医院现改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2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
一个医务工作者去发现研究探索一种病，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令人想不通的是：为深入研究，他居然做了4年多的“地下工作”。为了摸清上蔡县的病情，他不得不东躲西藏，还要找人掩护，使人想起当年在“白区”，在敌人施暴的地方的地下工作者。
事情发生在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进了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村民程金迅速向桂教授做了通报，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半夜再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靠了当地村民的相助，桂希恩方才“脱险”。还真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桂教授说：“这类事在他身上没少发生。”
终于，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艾滋村”3个字纷纷出现在各地各种媒体上。
一直以来，总认为艾滋病不会或很难传入中国；
一直以来，总认为即使传入也只是在沿海开放城市；
一直以来，总认为吸毒者、妓女、同性恋者、性病患者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人群。
河南“艾滋村”的公布，国人大吃一惊，竟是内地平原，竟是农民，贫困的农民！
往西，我们读到《甘肃日报》报道：甘肃省只有20％农民知道艾滋病的名字，而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0％是农民，主要是经血传播，吸毒共用注射器所致。在云南、广西，艾滋病患者多为农民。2003年11月30日新华社有一则报道：中国艾滋病总感染人数中80％的被感染者是农民。农民，又是农民！
他们是什么原因染上了艾滋病呢？
穷，卖血！
文楼村（6个自然村）共有村民3170人，参加过卖血的人数1310人，已被确认感染艾滋病病人211人。
1996年7月7日—12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1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报告了6份来自河南的献血员的血浆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然而，医学工作者们的视线并没有继续停留在这里，直到四五年后河南“艾滋村”才渐为世人知晓。后杨村4000名16～55岁的村民中90％都参加过非法卖血，他们当中90％都是HIV阳性，这些人占全体村民的80％。
在河南像这样贫困的村庄，村民贫穷，医疗设施缺乏，文化素质低下，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他们长期地腹泻，或低热，或消瘦，最多只就近要点止泻药吃吃，一直到寂静地悄然死去。即使知道自己是患什么病，也不可能去治疗，连基本生活都要依靠非法卖血得来的菲薄收入来维持，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接受自己命运带来的一切外，他们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
河南省卫生厅提供关于本省艾滋病最新数据是：目前估计的高危人群有200万左右。
2001年调查发现，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达4001万人，截至2001年底，河南省累计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95例，其中发病236例，死亡106例。外界对河南官方提供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