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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镇卫生院应有这样几点共识：
（1）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
（2）乡镇医务人员生活无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实际上被盈利性经营所取代。
（3）乡镇卫生院资源短缺，设备简陋，人员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公共卫生服务功能。
（4）乡村资金投入少，医疗设备少，技术人员少，服务水平低，1/3处于瘫痪状态。
就全国而言，乡镇卫生院恐怕都有这样的特点。例如辽宁省乡镇卫生院到2001年累计亏损7329万元，当年亏损就达1607万元。一位多年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院长开玩笑地说：“我们的网底基本破裂，网眼陈旧过大，修修补补又没有钱，左干右干又受到政策限制，鱼（疫）岂有不漏之理？”
这些长年工作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现实，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忧虑的、痛苦的。他们希望尽快改变现状，出路何在？没有了这个环节，防疫工作将如何布置下去？防疫工作将如何完成？
2004年春，我走进了永丰县卫生局，找到了刘勇副局长。看上去他还是个小伙子，壮实、健美，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说到乡镇卫生院，他一声长嘘，几声叹息：
乡卫生院的医生就更苦，更辛苦了。卫生事业拨款只是人头费的20％。一年的拨款大概只够乡卫生院的1/3人的工资。剩下的人员靠什么生存呢？院长只得让他们“承包”，所谓“承包”实际是“各自为医”、“一人一杆枪”，“各自打天下”。我们这儿有所乡卫生院编制为１０人，工资只够支付４人，剩下６人互相组合，挂牌行医。与其说是行医不如说是卖药，这6个人中有司药，有护士，还有会计。会计能看什么病？我们去检查他们就关门，我们走了，他们照常“卖药”、“打针”。可怕的是几乎全家都成了医务人员。有次我见过这名会计的女儿竟也操针作肌肉注射。他们乱用药，抗生素是千军万马。小孩发热就上激素。老表不管什么病，只信哪个菩萨灵。万炮齐轰的结果，病是好得快，留下的后遗症很多，却博得了老表的信任。你勒令他停诊，前脚走，后脚就有病人找上门。没出事的话，《医师法》对于他们的作用为零，我们总不能坐在这里封门。他们只要有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一纸盒子药就可以行医。打针的注射器用饭盒子煮了消毒，血源性疾病也许就这样传开来。封不死，关不住，罚不尽，只要乡村有病人就会有他们的身影，就有相信他们的老百姓。
一些乡村卫生院很少有病人，有的卫生院别说一天，甚至一周都难得有一个病人上门。“承包”的个体医生可以走乡串户，可以降低药价，他们的进药渠道很乱，甚至有过期的药，他们用自己的“灵活”挤垮了乡卫生院。重病、疾病，老表会送到县医院，小病、慢病找个体。乡医院最后只是几个守门的人。我们也去查过贩药的。他们“三证”齐全，很难找出破绽。还有些个体，与我们捉迷藏，像“超生游击队”那样。我们去了，老百姓会说：“鬼子进村了。”他们关门一走了之。我们走了他们开门，热闹非凡。乡卫生院何去何从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如果全部私有化，由于这些人素质偏低，完全是以盈利为目的，很难保证正常的医疗质量，和他们讲医德是很难实现这一目的的。讲法当然可能抑制他们的一些错误，甚至是违法的医疗活动，他们分散偏远，执法者的触角有很难达到那儿，操作起来很难。只当出现意外，法律才在他们身上生效，在平时还真有点鞭长莫及。不私有，卫生院靠国家财力怎么养？许多医生都不愿在基层工作。事实上，每个乡卫生院都配备了产床。医生没有积极性，病人又不找上门。接生工作都被私人医生做了。乡卫生院医生每天的工作是扫地、弄饭、打牌。面对他们的诉苦，真感到束手无策。有些医生也想做点事，没有经济基础，也难。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19节 乡镇卫生院如何维持运行（2）
在远离县城60里地外的乡卫生院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候诊室放着1张牌桌，4杯茶，冒着热气，吆三喝四。一问，才知是一些医生们在陪院长打牌。他们没一点儿自责感。他们反问我：不打牌，做什么？院长的回答更让人莫名其妙：“他们不去开业行医，在这儿陪我守卫生院，算是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良心。那些个体医生是在骗钱，是在坑人，是在昧着良心！你们不知道也没有体会，在基层当医生难哪！”
如何理顺管理关系？如何对乡镇卫生院产权制进行改革？或承包？或租赁？或拍卖？或实行内部股份制、集体所有制？或加大投资力度？这些问号沉浮在多少人的心间。
华山一条路就是改革，怎么改革？怎样才能摆脱来自经济和市场上的巨大压力，换取生存空间呢？靠改革？靠技术？靠医务人员自身的努力？
告别刘副局长时下起了雨，虽然身上淋得湿漉漉的，空气却那么清新，树叶是那么翠绿，我踏着细雨染绿的小草，在山路上走着，走着。路两边是高高的杨树，梯田里是吐绿的秧苗，我突然想起郭小川的《乡村大道》一诗中的两句：“哦，乡村大道，我爱你的明亮和丰沃，也不能不爱你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不经过这样的山山水水，黄金的世界怎么开拓！”卫生改革还只开始，未来的开拓还靠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这位年轻的刘副局长。
3乡镇卫生院的出路在哪？
2004年5月18日，这是个吉利的数字，是个好日子。这一天“帮扶乡镇卫生院爱心工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出席仪式并剪彩，中纪委驻国家卫生部纪检组组长张凤楼将“帮扶乡镇卫生院爱心工程”旗帜授予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
西部山区卫生院内科大夫无心电图机率高达85。7％，无X线机率为51。4％；外科大夫无手术床率为55。6％；妇产科大夫无产床率为18。8％。在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后，韩启德副委员长动情地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如此缺乏，医疗水平怎么能够上去呢？这样的医疗条件使得某些传染病、地方病在农村的发病率还很高，严重地危害着农民的身心健康。”
提高农村卫生水平，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增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农民摆脱疾病困扰，甩开膀子奔小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帮扶乡镇卫生院爱心工程”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帮助全国乡镇卫生院，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镇卫生院不仅仅是要生存，而是要很好地运行。帮扶是输血，靠输血能长期地优质地为农民服务吗？
乡镇卫生院如何办？在五六年前已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一些改革者们已先行了一步。
江苏省宿迁县在卫生界很有名气，名气来源于拍卖全市的乡镇卫生院。宿迁市辖3县2区：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城区、宿豫区。面积8500多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18万，是江苏省社会经济改革综合试点。
至1999年底，宿迁市515万人拥有卫生资产仅为4。95亿元，卫技人员总数为8332人，人均卫生资产和千人口拥有卫技人员处在江苏省最后一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2年和2003年全市财政收入分别为14亿元和16。8亿元，分别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和0。88％，政府财政无力给卫生事业更多投入，医疗条件无法改善。1999年全市医疗领域的资产为454亿元，占总资产的92％，防保领域资产为0。41亿元，占8％，完全不符合预防为主的方针。这证明了政府投入不足，在生存压力下，向钱看，重医轻防。2000年全市124家乡镇卫生院总资产17058。6万元，总负债8316。7万元，资产负债率48。8％，床位利用率20％，非卫技人员40％，有2／3乡镇卫生院工资不能正常发放。2000年3月，宿迁县、沭阳县试点拍卖乡镇卫生院，2002年，全市124家乡镇卫生院、11家县级以上医院全部拍卖完。政府在市、县、乡三级不再拥有公立医疗机构。这就是流行至今的口头语“一卖了之”的起因。
拍卖后是好是坏？还在争论。
4年后，改革者说，经过4年改革探索，卫生事业呈现一种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改革者提供了几组对比数字：
改制前卫生行业总产值：4。95亿元（1999年底）
改制后卫生行业总产值：12。91亿元（2003年底）
增长额：7。96亿元增长率：161％
改制前非卫技人员占总卫生人员的40％
改制后非卫技人员占总卫生人员的14。3％
手术价格下调，病人获利。
单纯性阑尾炎手术由1500元以上降到600元左右。
人均门诊费用：乡级医院1999年为37。62元，2003年为27。84元。
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乡级医院1999年为544。36元，2003年为484。80元。
反对者说：改制后医疗市场混乱。2003年比2000年全市医疗机构增加3倍，多为私人诊所，导致恶性竞争，治疗不规范，不具备条件开展手术，医疗质量急剧下降。医技队伍技术得不到提高，“只用不养”，“只做不予”。
沭阳县庙头医院原有护理专业17人，改制后压缩到4人，按2人24小时排班，不符合护理专业要求。
经济利益驱使，农民负担加重。宿城区双庄镇卫生院改制后，私营老板按处方药品收入的10％给医生提成，护士按注射输液费用80％提成，挂号按40％提成，化验、放射各科均有提成。提成的结果必然是多用药，大处方，不必检查的也开检查，不打针的也打针。拍卖后的医院卫生院无力关注预防保健工作，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得不到有效的开展工作和维护。对传染病、妇幼保健这两块失去了监测和防治。
改革者的回答是，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是改革前进中的缺点。政府不是放手不管，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管好。市政府提出建立社会保险、利益分配、发展基金管理、人才队伍管理和市场整顿“五项制度”，实行“以奖代投”，不管医院所有性质如何，只要为群众服务好，后续投入大，设备更新快，床位增加多，政府给予奖励。政府集中财力确保公共卫生。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中心、公共卫生救护中心、妇幼保健中心、血液采供市级5大中心和市、县、乡村配套网络。2003年市政府投入4600万元用于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推行综合执法，将卫生系统内原属于医政、防疫、妇保部门监督职能集中起来，成立卫生监督所，专门行使卫生综合执法职能。
孰是？孰非？
“一卖了之”并非只有宿迁一地，湖北宜城市、辽宁海城市等等诸多乡镇卫生院也先走了一步。
宜城市位于鄂西北，当初卫生院改制的动因有三：一是管理体制僵化，人员能进不能出，人浮于事，吃大锅饭；二是人员包袱沉重，全市16家卫生院按编制应配人员580人，而实有在岗人员121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