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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中医院是郭光允常来的地方，他天天来这里的ＣＣＵ病房进行治疗。郭光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浑身上下都是病，有时候哪都在疼。有的病是在看守所里落下的。”
“他的一生就是坎坷。”在石家庄铁路分局工作的郭光允的老伴红着眼圈这样评价他。
出身贫寒的郭光允1961年考上上海同济大学，1966年毕业，但没几个月就被定为反“文化大革命”下放劳动4年11个月，因为出身好最后被分到湖北荆州的建设局工作。1973年调到石家庄建委工作，又因为举报程维高的问题而被开除党籍，劳教2年。
从郭光允第一次写匿名信反映程维高违纪问题的199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一个石家庄建委的科级干部和一个省级领导在违纪和腐败问题上的较量也持续了8年。
“我不攀高官”
1990年，程维高从河南调河北担任省长。给程维高装修住房的是南京二建的人，房子装修了两个月。
郭光允时任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当时南京二建的经理辗转找到郭，发现他们是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校友。
于是，这个校友先后5次提出要把郭光允介绍给程维高，让两人拉上关系。当然，如果这样，郭光允的仕途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郭光允一直没有答应去高攀程维高，于是南京二建的人转而又为时任石家市建委主任的李山林已被判刑牵线搭桥，李山林顺势而上，攀上程维高。
自此，李山林胆子更大，捞取各种工程好处也就越发明目张胆。而且有人几次看见程维高的秘书李真亲自到建委找李山林谈工程的事。
郭光允回忆，那时候，工程建设单位按规定要交纳城市建设配套费，用于一些学校、道路、基础市政设施的建设，只有一些类似于国家科研单位这样的建设单位才能免交。但李山林不管，有些不该免的瞎免，一年就是好几千万，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李则从中捞取好处。
“李山林为什么这样猖狂，就是因为他觉得有程维高、李真这样的后台撑腰。据说，程维高曾经还‘表扬’李山林，能把市里的工程批给南京二建做，说明他思想开放，支持李山林这么干。”
正直的郭光允通过种种渠道反映李山林的问题，最初并没有人真正重视。有一次，当郭光允将一封揭发李山林问题的信送到分管建委工作的副市长手中的时候，那个副市长看都没看就扔到废纸篓里去了。
没有靠山的抗争
此后，群众议论纷纷的李山林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不断受到重用，使郭光允意识到他和李山林之间的较量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1992年底，石家庄市政府酝酿筹备换届，李山林竟然成为副市长的考察对象。为了这个事，郭光允亲自找到省委组织部的部长反映自己的意见。但是到了1993年，市里开人大会的时候，尽管不少人反对，李山林还是成为了副市长的候选人。恰好郭的老伴是这届市人大代表，为了避免郭光允散发不利于李山林的言论和材料，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在人大会开幕后，就在一个副市长的带领下，3个人找到郭光允谈话，让他表态不提针对李山林的反对意见。劝说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上午，郭光允只好表了这个态，不提反对意见。
但结果是，作为正式候选人，李山林竟然还是落选了。
一位河北省省级干部说，就在李山林落选的第二年春节，李山林多次到程维高家里活动，不久以后，程维高就向省建委打招呼，说李山林落选了，也要提他，先到省建委干个副主任，提提级别。随后，李山林就当上了省建委的副主任，但还兼任石家庄的建委主任。这事不仅引来省建委干部的不满，社会上一时也议论纷纷。
1994年，郭光允忍不住专门写信给程维高，反映李山林不会干工作，到处捞好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为什么还要重用他？那时候，他相信李山林欺骗了程维高，为此劝程维高不要相信和重用李山林这样的人。
1995年，因为李山林的缘故，石家庄建筑市场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南京二建凭借和程维高的特殊关系、李山林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工程。
第四部附录一（2）
举报信激怒了程维高
1995年8月17日，在亲自做了一些调查后，郭光允准备直接写信给中央，主要内容是根据群众反映，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石家庄工程市场的罪魁祸首，他详细列举了石家庄存在腐败问题的建筑工程的名单和有关情况。
在信中，他直接反映程维高的问题有三点：一是南京二建因为给程维高装修住房，有特殊关系，一些工程不搞招投标，直接给了南京二建。
二是纵容自己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插手建筑工程牟利。
三是程维高一方面处理个别干部住房超标，但程维高和老伴在住了一层楼的情况下，还扩建7间房子，作为领导干部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郭光允显然不可能知道程维高存在的更多更深的问题，信中并没有提及程维高的任何经济问题。信写好后，郭光允将信拿到街上用电脑打印后匿名寄出，还有一份寄给了省检察院。但这封信，不知什么原因最后被交到程维高手里。
郭光允谈到这封后来惹出很多事端的信时说，“我写这些非常慎重，他改建的房子我自己去看过好几次，还和施工的工人聊过。为什么说是‘如实举报’，因为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不了解的我不随便乱说。比如在信里，我就没说他有经济问题，他有没有我确实不知道。所以，这封信就是提意见的信，我当时压根儿也没想过要扳倒谁。我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扳倒省委书记？不可能！！”
一位老干部回忆，程维高得知有人向中央告状，非常恼火，在一次召开的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曾经说，谁要反对我我就整谁。
郭光允成了要整的重点怀疑对象。
上升为“反程维高集团”
1995年9月，由省纪委出面，让郭光允天天去省军区招待所谈话，交代问题，查匿名信的事情。郭光允怎么也不肯承认。两个月后，突然又不让郭再去交代了，但更令郭光允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5年11月21日下午5点。”郭光允依然清晰的记得他被抓进看守所的确切时间。“那天，市建委的纪委书记打电话来让我去建委一下，说是要给我落实政策。我问什么政策，答说是高工的工资待遇问题。下午我本来准备去接从外地回来的我爱人，经过建委的时候就顺便进去，看看纪委书记是否真有事情找我，结果刚上楼，就看到几个陌生人，马上把我围住，带到楼下，推进他们的车里，我身边一边坐一个夹住我。车子一直往北走，我心里就想，坏了，这往北不就是看守所吗？结果，果然被关进看守所了。”第二天，郭光允的家人收到了一份犯罪嫌疑人的“收审通知书”。
办案的人、看守所里的人都说郭光允是“政治犯”。他的“待遇”的确与众不同。郭光允被关在226号房，其他房间都关30多人，而他是单独关，不过有6个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和他住一起负责监护他。其他房间里的犯人还可以“听”电视，但对他一切消息都封闭，房间里连个纸片都没有，这对于喜欢读书读报看新闻的他是最难受的。而且，只有他是天天提审。每天早上提审的时候，提审的人就会在看守所的东头拖着长声调向住在西头的他的房间喊：“226——房间——，郭光允——提审——”声音传开来，整个看守所的房间都能听得见。提审的主要问题是：匿名信是不是他写的？反程维高集团有没有后台和同伙？
“进去以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没有睡好。为什么呢？我老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贝·布托，另一个是蔡锷。贝·布托28岁多就进了监狱，10年进了8次监狱；蔡锷30多岁就死了，他是反袁世凯这个皇帝。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这么年轻就这么坚强，我一个大老头子就经不起这个考验啊？蔡锷反皇帝，我连反映一些对省委书记的正常意见都不行吗？”
“我也没有绝望，反而开始还乐观，因为我没犯罪，我举报问题非常慎重，我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诽谤，我觉得有出头之日。”
郭光允“坚强”了一个月就扛不住了。“提审天天搞，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我身体不好，后来连续两次发高烧，每次持续20多天，发烧期间还提审，浑身冻得不行，要穿两件军大衣。有时候提审的人见我不说，还会突然叫：‘郭光允你站起来！把大衣脱掉！！’那个难受劲啊……”
郭光允只有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情景时，才惟一一次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最后实在顶不住了，人在觉得快死的时候，求生的欲望真是非常强烈。在进去后一个多月的一天上午，我不得不承认写了匿名信。当时快中午了，我说，我头脑很乱，要吃了午饭，想想，下午再详细说，提审的人马上有些兴奋地说，好，吃饭！”
交代了匿名信，郭光允就被人认为是反程维高的急先锋，又叫他详细交代他有没有什么后台，家里人有没有做过什么。但除了匿名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郭光允也交代不出别的问题来。
第四部附录一（3）
连家人都受牵连
当时，因为对程维高有意见或者反映了问题受到调查的还不止郭光允。与此同时，郭光允的家里人也频繁受到调查，很多人都不敢再和他们接触。
“后来我才听说材料整出来后，程维高授意要以诽谤罪判我个几年，但是法院研究了材料，觉得不构成犯罪，没有办。”但到1996年1月，郭光允结束了在看守所的日子，有关部门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名义将其劳教两年。但劳教决定书一直没有交给家属。
因为年纪大了，郭光允在劳教所里的工作主要是抄黑板报和浇花。从被抓进看守所到进了劳教所，3个多月过去了，老伴才被允许见上他一面。老伴和儿媳妇第一次去劳教所看他，才发现郭光允3个月没洗过澡洗过脚，连袜子都粘在脚上了，撕都撕不下来。当天下午，老伴和儿媳妇用保温桶装了些热水，遮遮掩掩地带进劳教所，含着眼泪给他擦脚，袜子都撕成一片一片的，脚上都起了泡。
郭光允被转成劳教过后又被宣布开除党籍。但在决定书上签字的时候，郭光允签了不同意，并且写了一段话，借此机会继续反映程维高的违纪问题。
牢狱之灾后，郭光允不仅没有就此罢手，反而更频繁地向中纪委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出了劳教所以后，郭光允更多的是以实名的方式连续不断地举报和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和自己的冤案，这时候对程维高，他们主要所指的除了纵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