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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不言自明。
虽然在很长时间内建委老同志称呼我总是“小郭” 长“小郭”短的，然而就实际年龄而言，我也不再是什么“小郭”了，我是1973年从湖北调回石家庄建委的，虽然也经过了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总的来说这是我一生中心情比较舒畅，也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的时期。大学时我学的是建筑工程经济组织管理专业，然而在文革期间我学的这些专业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大好青春全耗费在劳动改造上（我在湖北省一个工地上当架子工，后下放到农村当农民，总共在南方6年时间，几乎没摸过技术），到建委系统伊始，我虎气十足，先是领导放手让我搞新材料新结构，等于让我指挥一座大楼的建设，然而搞新材料新结构，不仅河北没有搞过，全国许多地方都没搞过（建这么一座大楼的规模更是史无前例），我带着一帮子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摸爬滚打愣是给搞下来了。
这座大楼建成20多年，从墙体到内部结构，经得起考验，新材料新结构实验楼的实验成功，对于河北省建筑行业推广新技术有很大意义。
弄完了大楼，又一个任务下来，关于新材料新结构，还得有定额，没有定额你怎么结算啊？国家没有颁布这个东西，你得独创。我又召集一班人马编制定额，编制新材料框架结构的定额标准，耗了几个月时间，搞出一份油印材料来，给省建委一条条汇报，经过省建委批准，这个定额正式使用了（我后来被任命兼任定额站站长跟这个“资历”有很大关系）。
同是技术人员出身，我和李山林的志趣、人生观却大相径庭。
1980年是拨乱反正成效显著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入了党，接着又提了工程师——一个在初中时期险些被划成“右派”的农村孩子，一个在文革风暴中苦苦支撑学业的66届大学生，一个奉“五七指示”之命在农村、工地苦干近5年的知识分子，能够等到这一天，是感触良多的。
这段时间，我还担任建委职称办公室负责人，当时搞城市体制改革，职称工作也很重要。建委成立了职称办公室，原先都是从下属单位抽来的领导在职称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进度缓慢，建委对职称办进行了改组，由政治处主任兼职称办主任，我为副主任。政治处主任是位老同志，放手让我全面抓这项工作。我日夜兼程查阅有关材料文件，突击了一周，很快起草好了有关条例报上级审查通过。这个条例制定得很成功，使原本拖了几个月的职称改革工作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和其他同志加班加点工作，办学习班，考核专业人员，扭转了职称评定进展缓慢的情况，成为先进典型，以至于市人事局职称办主任一跑到我们办公室就兴奋地大声嚷嚷：“哎呀，我可发现了郭光允这个人才！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职称工作搞得十分出色！”
我虽是个书生，但我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在整顿建筑市场的过程中，不免会发生许多矛盾、摩擦，然而，我从没有采取退避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件事建委的同志们大都记得：有一次，我们前去查处一家不办手续私下施工的单位，那老板和一群打手堵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老板还大喊大叫：“我手下都是坐过大牢的，谁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宰了谁！惹急了连公安我们都敢杀！”他的猖狂气焰居然奏了效：几个前去查处的老同志退缩了。
我脑门一热，朝他大踏步迎了上去：“你要杀人？不怕挨枪子你就杀！”那人一看，我一个戴眼镜的书生模样的人毫无惧色地朝他走来，反而不知所措，态度软了下来。这样，建委顺利地查处了这家违规企业。
然而，对付李山林这样的人，比对付几个亡命之徒要艰难得多，但我绝不会屈服。
李山林上台伊始，对我就不是警告的问题了，而是要给我一些颜色看看。
首先是查我的账，从我担任法人代表的定额站开始下手。
我兼任站长的这个定额站是怎么回事呢？定额站实际上就是国家工程造价管理站。建设工程跟商店商品不一样，建设工程虽然也是商品，但是它的结算原则、结算方法不同于一般商品。建筑产品自有其特殊性、单一性，一个工程一个样。因此编制定额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编制定额本身就是一门技术，不懂工程就编不了定额。要编制预算价格、计算工程量，要有国家编制的定额你才能计算出建筑产品的单位工程的造价。所以定额站的工作是非常忙的。这又是一个独立单位，所有人员的吃喝拉撒我都得管。职工的福利我也得管，李山林发现我一天到晚扎在定额站那头，认定郭光允一定在那里有油水可捞才肯这么卖命的，于是先查定额站的账。
查定额站的账查不出任何问题。定额站是国家的事业单位，账上每一分钱都得明明白白、规规矩矩，李山林想从这里做文章，自然是一无所获。
他不甘心，又把手伸向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个群众组织——石家庄市建筑工程预算协会，我在科协代表大会上当选这个协会的理事长。然而李山林的“查账”在这里遇到了阻力，为什么呢？利令智昏的他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他忘记了建委是没有权力查科协下属单位的账的。首先是科协不干了，科协的同志说：预算协会是我们的下属团体，不是政府单位。郭光允同志是经科协代表大会选出的协会理事长，你们要是对他有看法，可以建议我们科协拿掉他的会长，但不能跑来胡闹，不能越权清理我们的组织。
但建委计财科的人奉李山林之命坚持要查账，我对协会的同志说：“算了，他们要查，让他们把账本拿走好了，看他能查出什么问题。”
这个账本搬到李山林那里，他眉毛开始跳了一下，眼里闪出喜色：“咋？这个郭光允还在协会搞转账？还有手续费？嗯，得好好查查！一定有问题！”
可是到末了，清查小组无可奈何地对他汇报：协会共103笔账，从1987年底到1989年7月我们协会为科学技术人员转账近30万元，预算协会收入3万元，但协会的这类收入100％符合国家政策。因为根据中共中央（85）6号文件，提倡科学技术人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技术服务，收入可以全部归己。当时有个流行名词叫“星期天工程师”，是国家支持倡导的。为什么转账要收取手续费呢？因为单位资金来往都是支票，而当时的个人无法使用支票，自己转不了账，就通过协会转账，还要聘请预算专家审查每个预算做得是否准确。这样等于协会也参加了劳动，协会扣下劳动报酬，这3万元是协会劳动合理收入，谁参加了劳动就可以领一份报酬。
然而，李山林不管这个，他认定一个“真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建委里真有“不湿鞋”的人，因为他的“真理”只是他阴暗的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他认识社会的眼光是扭曲的，因此他会以扭曲的心态去判别每一个人。
因此，他有充分的信心：郭光允绝对逃不过这一劫！
这一天，我的主管主任找我，说李山林让他跟我谈话。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说现在不是查了你这么长时间了嘛，人家李山林跟我说让我跟你谈话，告诉你你没有任何问题。
说完，副主任就不吭声了。咦？我还等着下文呢，不能只有一句话啊。我问查完了？他说查完了，人家说了，查了这么长时间你没任何问题。
整我这么长时间，我就等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毕竟结论是没有问题，我心里还是很高兴。
可是第二天，我就听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帮人不但没有就此罢手，而且还成立了一个整我的“指挥部”，配备大量工作人员集中查我的账！
查来查去，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我在1984年编制预算价格的时候，有一笔稿费400块钱，这400块钱是打在账上的，我让把账转到施工修建管理处，后来组建了定额站，我就把这稿费转到了建委定额站，但是从定额站也不好取现金。1987年成立了协会，我是协会理事长，就把这个钱转到了协会，这我才把钱取出来了。拿了以后，我跟会计说这是稿费，也不是什么工资，我另外拿出来一些让伙计们买点吃的，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这是早处理完的一笔款。可是“指挥部”如获至宝，逼问我把钱给谁了，我说我自己领了，拿出来一些给协会的人吃喝了。他们非问我为什么给别人。我想这没道理，我的钱我爱给谁给谁。后来为这事吵起来了，吵得非常凶，非让我老实交代到底把这个钱给谁了。
那时，李山林恰好去了北京几天。那天中午他坐火车从北京回来。“指挥部”一个整我的骨干威胁我说：“等李主任回来再收拾你！”当时我真的火了，真想骂他们，但末了只是责问他们李主任是你们什么人啊，那么听他的！他回来又能怎样，又能把我怎么样！后来我们越吵越凶。到中午李山林从火车站回来之前，我跟他们一个姓张的科长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每次诬陷我都添油加醋的。现在李山林不想整我了，你们还鼓着劲的整我。现在李山林快回来了，你们别单独汇报了，咱们今天中午一起去见李山林。我在这里吃饭，吃完饭后我等你们通知。你们什么时候去见李山林，咱们一块坐车去，当面说清咱们上午吵架的事。”他们见我这么死硬，也就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可是吃过午饭直到上班也没有下文，我还在那儿纳闷，他们告诉我李山林中午12点多钟下车，可是怎么两点多钟还没见到他？我打电话去问他们，他们说他们已经把李山林从火车站接回来了。我问上午的事汇报了没？他们说早汇报了。我发大火了，一下把电话摔了。这些人都想巴结李山林，都想捞官，这么害我！
“指挥部”动员全市建设系统的技术人员来揭发我，从1989年10月一直持续到12月份。但他们确实没发现任何问题。这时，他们便开始合计另一步。计财处的一位好心人悄悄告诉我：“老郭， 你要当心呀，那伙人正在写你的黑材料，已经写了半个月了。”他们查不出我的问题，就想写我的黑材料到上面告状去。我想他们告就让他们告吧。
给我报信的那位同志也受到了影响。这位同志一开始也是奉命行事，参加查我的账，但他查的过程中发现我非常规矩，既然任何问题都没有，老查什么呢？于是他如实反映说：“郭光允的账没一点差错。”说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李山林不干，结果不让这位同志参与这事了。1989年12月底李山林他们把我告到了监察局。不正常的地方在哪呢？李山林告了我，李山林是原告，我是被告，是原告有问题还是被告有问题，监察局作为一个公正执法的单位，应该问问我，不能光听一方的，若查不出我的问题，就是李山林诬告我。但现在不是那么回事，每次弄我，都是李山林跟一个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合伙，由李山林给那个副局长布置的工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堂堂的政府监察局居然成为李山林俯首帖耳的工具了！
我跟那个副�